李渔特质

    作家的性格对其作品的风格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诚然，机械地认定“文如其人”有其偏狭处，这是因为有的作家在创作中戴上面具，所谓“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钟书《谈艺录》）。但作品的“格调”则诚如钱钟书所说，每每流露作家性格之本相。唯是之故，李贽在《读律肤说》中也曾深刻地指出：“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概乎言之：“有是格，便有是调。”（《焚书》）

    李渔是明末清初极为独特的通俗文学作家，有独特的人生选择与独特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通俗文学创作。李渔之所以有此类独特，自有多方面的因由，但不能不说与其独特的性格密切相关。

    就人生道路的选择而言，李渔年轻时自觉地放弃科考，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那个时代，读书人若不应试，就意味着失去了仕途，丧失了“前程”。那么，曾有“五经童子”美誉的李渔，为什么年纪尚轻就主动放弃科举考试？学界阐述的主要原因有：清初战乱，李渔的民族情绪，李渔的才情不适合科举，李渔有关功名富贵的天命观，李渔为文好标新立异、不符合八股文的规范等，但似都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比较而言，孙楷第先生在《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中的见解，虽没有展开，但实道破了李渔之所以放弃科举考试的主因。孙先生说：“笠翁为什么不应举呢？大概他的脾气不耐心作举业，或者是因为浪迹江湖举业荒废了的缘故罢。”李渔的脾气或者说性格不耐心作举业，当然不是他放弃科举考试的唯一动因，却确乎是至为关键的因素。杜书瀛先生在《戏看人间——李渔传》一书的《前言》中指出李渔有着一颗“不安定的跃荡的灵魂”。显然，如果李渔不是有着“不安定的跃荡的”性格，他也就不会有“不安定的跃荡的灵魂”。李渔此种性格上的“不安定”与“跃荡”，决定了他在两次应试失败后，自难以再有耐心应举；相反，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一条“游荡江湖”的甚至“不安定”的生活道路。“游荡江湖”自然有谋生的原因在，但如果仅仅为着谋生，他完全可以像同时代诸多没有中举的读书人那样，去做幕僚，或做私塾先生，但这是李渔“不安定的跃荡的”性格所难以长久承受的。李渔早年，做过两年幕僚，主人待他不薄，后来却再也没有踏上这条路。至于孙先生说是因为李渔浪迹江湖荒废了举业，那也是他先没有耐心作举业在先。

    如果从正面论述，与“不安定”等相关联的，李渔核心性格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崇尚自由，个性焕发，不喜被束缚，其《〈一家言〉释义》（即自序）所谓“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候虫宵犬，有触即鸣”，最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性格；其二性至巧，凡事喜欢别出心裁，且多有逆向思维，好做翻案文章，如其《论古》就是一部独出机杼、肆力翻案的书；其三狂傲大胆。至于其入清后颇媚俗、多有帮闲行径，另当别论。李渔在其诗文中经常自道其“狂”，而其友人王宓草则又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下》的评点中说他“胆大包身”。李渔性格的这些显著特点，兼之他对通俗文学如戏剧的酷嗜与擅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必然会勇敢地走上与同时代读书人大相径庭的人生道路，即：不受世俗牵拘，游荡江湖，卖艺为生。

    毫无疑问，李渔文学创作的风格与其性格也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一，李渔个性焕发，所以，他的文学创作，从语言的角度看，竭力凸显自我，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例如，李渔诗文的一个重要风格特征，就是不厌其烦地出现代表李渔自己的“我”这个字样，或者“我独”这样的字样。与此相关，李渔比起同时代的小说家来，在小说创作中更好发议论，喜欢自己跑出来指指点点，而其戏剧作品的宾白也因之更长；李渔曾说，戏剧作品中宾白之繁，是从他开始的。如果不是个性焕发，喜欢议论，李渔的小说戏剧也不会著此特色。《周易·系辞传》云：“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李渔不妨说是一个有着不安定灵魂的“躁人”，这就难怪其文学创作形成特别好发议论、竭力张扬自我的风格。

    其二，如果从人物的角度看，李渔不少小说戏剧作品中的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影子，且多风流好色。这与李渔本人性极好色是分不开的。李渔曾坦承自己有登徒子之好，喜欢客中买婢，一生中有诸多妻妾更是事实。因此，李渔小说戏剧作品中的才子也往往拥双艳，乃至拥三艳，即如《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阙里侯这样丑陋不堪的人，也拥有三位美丽的妻子。诚然，李渔时代流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其他小说戏剧作家也有此类描写。但我们不得不说，比起其他通俗文学作家来说，李渔对此更为热衷，这不能不说与他个性中深入骨髓的好色有关。因此，在他的笔下，不但男子好色，女子亦然，这正如其《凰求凤》第二出下场诗所说：“好色之心人所同，不分男妇与雌雄。才郎既有佳人貌，处女皆生浪子风。”描写“凰求凤”，凸显“处女皆生浪子风”，固然体现李渔通俗文学创作喜欢逆向思维、有试图制造喜剧效果的一面，但就人物塑造而论，实是李渔好色性格在其作品人物身上的投射，彰显典型的“李渔特质”。

    其三，如果从艺术构思的角度审视，李渔因为性至巧，由是竭力崇尚创新，包璿曾说李渔“般般制作皆奇”。这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李渔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戏剧创作的确多有独出机杼、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他自己也不无自豪地说于小说创作不乏特长。这是李渔奇巧性格带给其通俗文学创作优胜的一面。但从不好的一面看，李渔这种性格与其主要为着卖钱的通俗文学创作观念结合在一起，即希望通过这种奇巧的构思，增加作品的新奇性与娱乐性，由此吸引读者与观众，以便使其作品更好地卖钱，其出奇呈巧便有诸多用力过头的地方。孙楷第先生因之批评李渔的小说创作，说“篇篇竞异，字字出奇”，有的作品因“命意过新，则失之纤巧”，以致“矫揉造作，大非人情”（《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其戏剧创作也时有此种情形，因而留下败笔。

    其四，如果从审美的角度观照，李渔小说戏剧固然有文字清新、格调不俗的作品，如《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与《风筝误》等，但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由于李渔性格确有如同时代人所批评的颇“龌龊”的地方，因此，其通俗文学创作之审美风格，也染此特点。如《十二楼》之《萃雅楼》共三回，回目分别是：“卖花郎不卖后庭花，买货人惯买无钱货”“保后件失去前件，结恩人遇着仇人”“权贵失便宜弃头颅而换卵，阉人图报复遗尿溺以酬涎”。一看标题，就知恶俗不堪。其他如小说《无声戏》之《女陈平计生七出》《变女为儿菩萨巧》及《十二楼》之《生我楼》等亦然。正鉴于此，李渔颇受到同时代人与后人的严厉批判与指责。客观地说，李渔自身“性龌龊”难辞其咎。

    李渔已是一个被反复研究的对象，但人们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通俗文学创作与戏剧理论方面，近年也拓展到其他方面，但对其性格的研究实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米·赫拉普钦科在《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一书中说：“伟大的艺术家始终是他自己，一个鲜明的、独特的个性，但同时，他却反映出深刻的社会过程。”李渔无疑是个性甚为鲜明而独特的杰出的通俗文学作家，深入研究其性格，不但有助于透彻理解其比较“另类”的人生选择与别具一格的小说戏剧创作，同时也一定有助于我们深刻感悟那一个天崩地裂时代社会的新变与文学创作的新变。

    （作者：钟明奇，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