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的“文艺心”

    【播种未来·钟扬的小故事】

编者按

    钟扬的离去为何让如此多的人不舍？科学界、教育界……无数人自发地怀念他，追忆他。我们跟随他生前在雪域高原、在上海海滨、在复旦校园播撒下的种子，不断探寻他的精神世界，采撷他生命之树结出的甘美果实。透过它们，一个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钟扬向我们走来。

    “那年8月，我们的考察队沿着泥泞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哐当’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第二天清晨，队伍重新起程，车开了回头看，熟悉的土墙，挂满经幡的玛尼旗杆，旅馆老板一家子挥舞告别的手臂。那后面，一缕晨光正巧投进洞开的窗口，心头顿时涌起暖意。”

    上述短文节选自《藏北的窗》，是钟扬对工作日常的记录，也见证了这位生物学家的“文艺心”。

    钟扬的文章写得好，他的同事好友们都很佩服。据他的中学同学讲述，在同龄人还懵懂的时候，他大事小事都能讲出个所以然来，在中学时的作文几乎都是范文，常会被贴在学校门口。后来虽然没学文科，成了科学家，但从小练就的一颗“文艺心”，为他此后科学研究事业打上了丰满厚实的底色。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的科普文章特别好看，科普讲座特别好听，他大约称得上是生物学家里最会做科普的专家之一。他能用最简洁的话语，把复杂的科学知识说得轻松有趣，让你分分钟“路转粉”，没准从此就跟着他走上了生态学研究的道路。

    对于这一“特别”的能力，他也毫不谦虚：“科普毕竟姓科，写科普的人科学素养要高。如果你很久不在科学一线工作，思想就脱离主流了。现在，一流的科学家一般不写科普文章，许多写的人科学思想又比较老旧；第二，科普的载体属于文学范畴，你的文学素养也要高。现在好多科学家写科普文章太直白。我大学的时候写诗，感觉一个月15元的助学金不够了，就写首诗去发表，一首两块钱。写得好一点有十块钱，可以请三个朋友喝酒。我知道做人要直，但写诗要曲。天上管写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写科普也得要创新，这跟搞科研一模一样。”

    钟扬从小背诗词，也写诗；他也练书法，喜欢画画，会拉二胡，有时还学点音乐知识。少年时的他就有着严格的时间管理意识，努力“做时间的主人”。只是这些兴趣爱好后来大多被繁忙的工作湮没了。但若是仔细看他的课堂板书，那一手漂亮的字就能让你折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他的书法特长有了用武之地。一有机会，他就教外国朋友用毛笔写“中国”两个大字。妻子张晓艳说，那时候的他特自豪。

    钟扬那颗“文艺心”背后，其实是浓浓的家国情怀。

    他曾忆起初中时的一幕：“那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我拿着一本英语书跑到城外山上早读。一会儿来了一个农村的小伙子，担着一担土粪往山坡地里送，跑得很快，累得满头大汗。撒完了粪，他用羡慕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挑起空担子，又慢慢下坡了，看样子他在边走边想心思。看着他，我心里突然翻起了浪潮——中国的农民还这样苦，劳动方式还这样落后，多么需要用科学文化来改变这种现状啊！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以此素材写了一首诗发在《中岳》杂志上。”

    少年情怀总是诗。那时的钟扬，就想得很深、很远。

    这颗“文艺心”，就是“中国心”。

    所以，那一扇藏北的窗，那一缕晨光，让他怦然心动。

    那一粒粒种子，让他半生跋涉，在高山砾石间书写永恒的诗意。

    （本报记者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