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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编者按
匡亚明，一位广开贤路的校长，“让我去办一所大学吧”，是他一直追逐的梦想；于省吾，一位孜孜以求的学人，奔赴东北，坚守学术，乃其人生不悔的抉择。他们的命运因一所初创的大学而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友情在新中国的东北大地上生根发芽。这样一段并不算久远的东北往事，生动地阐释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真正含义，让后人感动不已。
东北之邀
张伯驹没想到，东北的秋天这样短。1961年10月，刚来长春时，中午的阳光照在身上，甚至还有几分灼热之感。可是，当宋振庭请他们夫妇二人吃完火锅之后，没过几天，天气迅速变冷，俨然已是纯正的冬天了。
只是，张伯驹和潘素的内心却越来越火热，他们觉察到了这个偏僻省份与众不同的发展氛围，他们愿意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其中，为这片土地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张伯驹每天都认真阅读省博物馆给他准备的资料和报告，回到家里也满脑子都是单位的事情，他筹划着一个令自己兴奋的工作计划。潘素则在聚精会神地备课。在这之前，她甚至没有迈入过学堂的大门，现在却因出色的绘画能力，一下子登上了大学的讲台。
忽然一日，夫妇二人正在家中伏案疾书，响起一阵敲门声，一个熟悉的声音随后传来：“老朋友开门，老朋友快开门，我来看你们来了！”（《一代名士张伯驹》，任凤霞著）
这让张伯驹和潘素甚是惊讶，听声音好像是熟悉之人，可是他们刚刚才来长春，人生地不熟，怎么会有老朋友在这儿呢？
张伯驹打开房门，一下子惊呆了，门前竟然站着自己在北京的老朋友——古文字学家于省吾！
张伯驹一时语塞，竟说不出话来。紧接着，兴奋的他和于省吾双手紧握，同时大声喊着潘素：快烧咖啡！快备酒菜！咱们的老朋友来了！欢快的声音让一条寂静的街道瞬间明亮。
于省吾何许人也？他的到来为何让张伯驹如此兴奋？
1896年，于省吾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中央堡，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后历任奉天萃升书院院监，辅仁大学讲师、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
新中国成立之际，于省吾已是国内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郭沫若当年写过《殷契粹编》，整理和重刊时，专门请于省吾出山为他校订。不仅如此，于省吾对书画鉴赏也极有见地，和张伯驹早年相识，共同的爱好让他们走得很近。
于省吾怎么也到了长春？坐在张伯驹面前，就着几碟小菜和美味白酒，老先生娓娓道来。
那还要从时任吉林大学校长的匡亚明说起。
“让我去办一所大学吧！”1954年，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匡亚明再一次向组织请求。当时，他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到北京的清华大学任职。
可是当匡亚明得知，东北人民大学（即吉林大学前身）原校长吕振羽已经调走很长一段时间，主持工作的一位副校长身体还不好，只有一个教务长支撑全校工作，便毅然决定放弃清华，远赴东北。（《记忆中的父亲》﹝《佟冬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佟多人著）
此前，匡亚明并没有来过东北。他是典型的南方人，1906年出生于江苏丹阳一个晚清残景中的寂静村落，父亲国学涵养深厚，为其起名儿匡洁玉。
青年时代，匡洁玉以匡世、匡亚明的笔名先后在上海大东书局《学生文艺丛刊》发表《什么是艺术》《中国哲理观——“中”》两篇哲学论文（《匡亚明：鞠躬尽瘁为教育 尊师重教美名扬》，孙梦云著），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先进思想一时被传为美谈。1926年，20岁的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一年，他把“洁玉”更改为“亚明”。
就在入党的第二年，匡亚明领导了宜兴的秋收起义。1931年，他参与出版中共沪东区《前进报》，与邓中夏开始了密切合作。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曾四次被捕入狱，但从未改变革命气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1955年5月，长春微风吹面而不寒，绿叶刚刚从枝头冒芽，街巷幽深，行行杏花开出粉色花朵，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气息。就在这大好春光里，身材高大、额头宽阔的匡亚明来到位于解放大路北侧、斯大林大街（即今人民大街）西侧的东北人民大学校园，担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刚一入校，匡亚明就在一次全体大会上直言不讳：“学校没有校长可以，没有教授就办不成。标志一所大学的水平，是教授的数量与学术水平。”
立志要“办一个像样大学”的匡亚明首先想到的是“像样子的老师”，雄心勃勃的他把眼光对准了北京。
于省吾就是匡亚明发现的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
此时的于省吾对外的身份是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但基本是闲职，大量时间在家中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
面对匡亚明的邀请，于省吾礼貌地拒绝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过往的东西情有独钟，他的世界是令人陶醉的甲骨文，是美妙绝伦的金文，是浩如烟海的古籍，是精美细腻的古代器物。
已然60岁的于省吾，觉得繁花落尽，并不期望人生再有什么波澜。
但匡亚明不气馁。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他带上主管人事和组织工作的副校长佟冬再赴北京，直奔于家，目的非常明确，邀他出山。匡亚明把到东北办大学的所思所想和教育主张，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了于省吾。于省吾静静地听，有时也热烈回应。但一谈到去留的紧要关头，于省吾总是有节制地把话收回来。
长谈结束了。匡亚明再一次失望地离开了于家。
可让于省吾万万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匡亚明又来了。仍是那个劲头，反复告诉于省吾，对于他的研究都可得到满足，甚至会更加深入，而且也许，那里的天空会让于省吾觉得更加广阔，阳光更加明媚，风吹得更加温婉。
于省吾被眼前的这位校长感动了，真如当年刘备请诸葛孔明出山一样，三顾茅庐啊。
终于，于省吾对匡亚明说出了自己犹豫多时的话，是几条他去东北应聘的条件，其中一条是不参加系里的一般会议。
“没问题！”匡亚明欣然应允。
于省吾二话不说，打点行装，奔赴东北。
披肝沥胆
到长春不久，于省吾就发现，匡亚明与他所谈并非虚言，其教育理想和理念正在这方黑土地上变为现实。
匡亚明注意到，学校哲学教研室的一位年轻讲师科研成果特别多，尤其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评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的文章，反响很大。
华岗不是一般人物，浙江衢州龙游县人，又名延年、少峰，字西园，现代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学家。1950年4月，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创办《文史哲》杂志，1955年，出版《辩证唯物论大纲》。
那位年轻人评的就是这个“大纲”。有实力直接点评当代哲学家的著作，绝不仅靠勇气，关键更在于有学术的底气，有扎实的功力，以及非同一般的思想。
这位年轻人能把枯燥的哲学课讲得有声有色，深入浅出，有一种逻辑的美，语言的美，思想的美。匡亚明一直想亲自去体验体验。这一天，在查看课程安排之后，匡亚明来到课堂之上。可就是这么一坐，却让他吃惊不小：眼前的年轻人声音洪亮，语言生动，把晦涩难懂的哲学理论用一个又一个活泼的事例讲述得清晰明了。一堂课下来，从头至尾，娓娓道来，没有一句废话。
哲学课竟能如此醉人。匡亚明激动不已，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径直来到哲学教研室，找到负责人刘丹岩教授，想听听这位年轻人的基本情况。刘丹岩告诉匡亚明：这个小伙子的个人能力很强，已经出版了专著《什么是唯心主义》。此外，还有三篇学术论文。
带着作品回到办公室，匡亚明认真地阅读起来。深刻的思想，创新的精神，清晰的脉络，几次让他拍案叫绝，也更坚定了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的想法：破格晋升他为副教授。
然而，匡亚明的想法却遇到了一些阻力。年纪太轻，资历太浅，只专不红，一些人对这样的晋升有意见，甚至向上级部门反映。匡亚明没有低头，他力排众议，最终实现破格晋升。
为此，匡亚明专门在哲学教研室召开大会。他开宗明义地讲：今天开会两件事。一，提他为副教授是我特批的，谁有意见可以直接找我谈，不要在私下议论；二，你们谁有那样的教学水平、学术功底，我也可以晋升，如果真有能力，别说晋升副教授，晋升教授都可以！
后来，匡亚明专门向上级部门写信说明情况。在“匡亚明年谱”中有这样的记载：1956年7月2日，主持校委会会议，当讨论到拟提升一位讲师为副教授问题时，匡亚明校长作为学术著作审查人首先发言，表明了支持培养新生力量的态度……1957年8月3日，就学校部分教师学衔提升问题，给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写信。
这位年轻人名叫高清海，时年26岁。（《高清海：清风云海高大人》，鲍盛华著）
正是这样一件事让于省吾觉得，这所地处北方苦寒之地的大学，在不间断地显露出他的非凡气度，其呈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像春风一样，足以改变冬天的色彩。他没有白来，皓首之年的他北上是有意义的。
来到长春的于省吾，不仅住进了当时最好的宿舍，匡亚明还专门要求，学校要为教授们配备助手，让他们从行政事务中腾出手来，专心于业务研究。
有着惊人魄力和超人胆识的匡亚明，开展工作大刀阔斧。在于省吾来东北之前，他就向教育部积极推荐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唐敖庆，以及创建了该校历史系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佟冬为副校长。
强有力的校领导班子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一批有着深厚学养的大家先后来校执教。除于省吾外，还有先秦历史学家金景芳，以及著名诗人、古典文学及文艺理论家张松如（公木），文学家冯文炳，文字学家蒋善国，法学家马起，经济学家关梦觉，古汉语专家霍玉厚，外国语言专家王长新、王琨，数学家王湘浩、王柔怀、孙以丰，“一时间东北人大可谓是八方学子云集，硕学鸿儒荟萃。”
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正式更名为吉林大学。1959年吉林大学理化楼正式开工建设，匡亚明亲自规划指导设计，提出整栋大楼必须展示出高等学府的英姿，要让人有神圣之感。在修马路的时候，匡亚明要求一定要宽一些，要大方，至少能并排走两辆车。不放心，他就亲自上手丈量。
学校安装电话总机，有人告诉匡亚明，不用太多就能够满足当前的使用要求。他说那不行，要为将来考虑，力主上容量大的500门。
在匡亚明心里，一所大学终于有模有样了。
孙梦云在《匡亚明：鞠躬尽瘁为教育 尊师重教美名扬》中这样表述：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数、理、化三系着手筹建物质结构与特殊材料性能、高分子、化学动力学与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及其应用、计算数学、基本理论问题等研究室；1959年，吉林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半导体系，1960年，建立外交系。匡亚明率领全校人员朝着科学高峰迈进，师生日夜攻关，硕果累累。1960年5月，在教育部举办的“高等教育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吉林大学有41项尖端、重大的研究成果参与展出：有达到国际水平或国内先进水平的环氧树脂、光弹性塑料、计数管等；有耐高温材料和高温测试设备系统的研究等，这些对近代的动力工业、喷气飞机、火箭、原子反应堆等尖端技术的发展等都有巨大意义。
1963年，为吉林大学开创出全新局面的匡亚明调去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吉林大学在校园北侧的“鸣放宫”为他举行欢送会。
吉林大学的师生们不会忘记，1959年，经有关部门通过，1960年10月22日，吉林大学被正式批准为全国重点综合大学，从此，这所校史只有15年、建成综合大学不过9年的新兴学府，开始跻身于“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骨干”行列；师生们更不会忘记，匡亚明给吉林大学留下的教学、科研并重的办学思想，在学术上博采众长和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良好风气，影响至今。（《匡亚明先生传略》，高鸿雁、孙林、乔亚飞著）。
在“鸣放宫”大报告厅里，一位中文系老师挺身站起，当场吟诵七律诗送给匡亚明，内有“八年细雨和风里，几度披肝沥胆人”一句，久久回荡，撞击着每一个在场者的心灵。
勤勉精进
于省吾被聘为学校历史系教授，工作主要有两件，一个是继续从事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另一个是培养研究生及进修教师。
从此，吉林大学家属区里，就有一盏灯每天凌晨三点左右准时亮起。晨读和写作是于省吾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
还是在这片灯火以及静逸夜中，于省吾对王国维等大师级人物倡导的研究方法发起了冲击。他认为，尽管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即古史研究应该用地下资料和典籍互相参证，这与过去独重典籍的研究有了巨大进步，但仍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地下资料的重要性。
于省吾觉得，要想得出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地下资料与古代典籍就应该有主辅之分，即以地下资料为主，典籍作为辅助，因为没有任何典籍记载能比原封未动的地下资料更可靠。
于省吾通过对甲骨文所记商人袓先“上甲六示”庙号的系统研究，明确提出中国的成文历史开始于武丁时代所追记的商人先公中的示壬、示癸。确切地说，就是夏代末期，距今3700年左右。这一研究成果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又一声巨响。
“从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数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追溯古文字的起源，才能对某些古文字的造字本义有正确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正确释读某些古文字数据。”（《于省吾自传》）
商代后期的《玄鸟妇壶》铭文中的“玄鸟妇”三字，过去曾被解释为“‘玄+鸟’妇”，即，前两字被认为是一个字，或者被误认为是“鸟篆”。于省吾另辟蹊径，从原始氏族社会中图腾崇拜的角度去研究，同时结合典籍中有关“玄鸟生商”的记载，最终确定正确释读应该是“玄鸟妇”。
“玄鸟妇”三字其实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作壶的贵族妇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商人后裔。这不仅纠正了过去的误释，更为研究商人图腾找到了实物依据，从而使过去一向被认为怪诞不经的“玄鸟生商”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
过去研究者认为，《庄子·秋水》中“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的“礨空”是“蚁穴”的意思，但细究起来，却有诸多不通之处。于省吾经过深入分析后认定，“礨空”应为“螺孔”，从而使众多疑惑一扫而光。
于省吾还陆续考释了许多难以辨认的甲骨文字，中华书局出版的《甲骨文字释林》显示，于省吾共考释前人所未识或已释而不知其造字本义的甲骨文约300字。
于省吾其实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1896年12月23日，他在辽宁省海城县西十五里的中央堡出生。7岁时入私塾，老师就是自己的父亲。虽身处兵荒马乱，但父亲却要求他努力求学。辗转多年，于省吾随奉天教育会国学专修科并入沈阳国立高等师范，于1919年毕业。
1928年，张学良重建萃升书院。张学良认为，于省吾既有国学底子，和国学诸老还熟悉，有管理才干，值得信任，就让他做了院监。于省吾发挥自己长处，前往北京邀请多位国学大师前往东北讲学：王树楠主讲经学，吴廷燮主讲史学，吴闿生主讲古文，高步瀛主讲文选。
一时间，萃升书院成为东北国学宣讲的重镇。
然而，时局急转直下，“九一八”事变后，萃升书院无法维系，只能停办。于省吾只得移居北平，家中旧藏的30多箱书籍也在父亲的周旋下，辗转运走。
当时，已有大量由罗振玉、王国维等整理并刊布的古文字著作，这些成为于省吾阅读的重要文本。王国维等人对文字的考释及一些新的发现让他十分着迷。但当时也有学者认为，考释古文字跟猜谜差不多，对古文字研究的态度并不严肃。于省吾立志从这方面着手先做一些事情。
通过一个又一个实际研究，于省吾发现，作为客观存在的古文字，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只要科学分析文字的点画或偏旁以及它和音、义的关系，寻出每一字横向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以及纵向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则多数古文字是能够被正确认识的。“那种貌袭臆断的旧作风必须坚决摈弃”。（《于省吾自传》）
在此基础上，于省吾写成《双剑誃殷契骈枝》及续编、三编，还出版了《双剑誃吉金文选》《双剑誃吉金图录》《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专著。
通过深入研究，于省吾发现，以先秦古文字的研究来考释先秦文献，能够解决大量的先秦典籍在长期流传中造成的原文和训释上的大量讹误。从1934年开始，于省吾陆续写成并出版了《尚书新证》《诗经新证》《易经新证》《论语新证》《诸子新证》等著作。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在《中国训诂学史》中将于省吾推许为“新证派”的代表。
因为于省吾对古文字的出色研究，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先后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均讲授“古文字学”。
研究古代器物和古文字，一个入门的功夫就是鉴定真伪。如果连真假都分不清，就谈不到引用，研究工作也就无从入手。
为了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于省吾搜罗了商代甲骨文、商周时代的古器物共二百多件。其中不乏精品：吴王夫差剑、少虡错金剑、吴王光戈、楚王酓璋错金戈，还有秦商鞅镦、秦相邦冉戟，等等。
一度，于省吾还以“双剑誃”给自己的书斋定名。新中国成立后，于省吾将自己购买、收藏的古代文物均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
（作者：鲍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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