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的“变”与“不变”

    在当代中国文艺生态中，春晚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自1983年第一届央视春晚以来，春晚在表达社会情绪、凝聚社会共识、塑造文化认同等方面，一直起着独特作用。

    现代媒介意义上的春晚，可以追溯到1956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录制并在全国发行的《春节大联欢》。那部纪录片几乎汇聚了那个时代我国文化艺术界的全部精英：张骏祥出任总执导，谢晋等担任导演，梅兰芳、侯宝林、赵丹、徐玉兰、新凤霞、老舍、巴金等众多文艺大家悉数出演，钱学森、荣毅仁等知名人士也作为观众出现在纪录片中。随后在1957年春节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连举办了多台音乐、戏曲、曲艺类“广播春节晚会”，其中包括“春节慰问解放军与志愿军的文娱晚会”。

    “文革”结束后，央视在1979年除夕推出了具有如今春晚性质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在1983年正式推出首届现场直播形式的春晚。在随后的岁月中，不同媒介形态下不同模式、不同类型的春晚，没有停止探索和创新的步伐，一直在寻找更加贴近海内外中华儿女情感和经验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些探索和创新饱含着一代代艺术家的心血，但并非每一次探索和创新都能取得相应的成功。

    1985年，为了拓展春晚的艺术表现空间和尽可能多地增加现场观众，央视春晚将晚会现场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由于当时技术条件和直播经验欠缺，那一届央视春晚效果不佳，社会上批评声音颇多，央视甚至为此在新闻中专门致歉。从1986年那届春晚开始，央视春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和类型，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节目形式都是从那个时候沿袭而来。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广大观众的互动，央视从1990年开始举办“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选活动”，这也一度成为央视春晚联系广大观众的有力纽带。央视春晚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现在的模式和类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年一度的央视春晚不再是一台普通的晚会，而成为当代中国人过年必不可少的“年夜饭”和现代春节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旧世纪之交，为了扩大央视春晚的影响范围，增强演出效果，商业演出的经验开始被应用到央视春晚中，标志性事件是2000年央视春晚直接采用了当时只有商业演出才使用的圆形舞台，这让春晚进一步成熟起来。不过，央视春晚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也一度出现相对专业化、商业化、小圈子化的趋势。因此，2005年央视提出“‘开门’办春晚”，试图破除专业化、精英化、商业化等种种问题，随后才有了普通人“直通春晚”的开放性渠道，让“旭日阳刚”等民间艺人通过春晚的舞台而走向全国。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春晚走过了文艺节目汇演、文化时尚追踪和新民俗传播这样几个阶段。尽管节目内容越来越丰富，节目形式越来越多样，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观众对春晚却越来越挑剔，每年春晚播出前后，围绕节目的种种讨论都会成为热点文化事件。这种挑剔，从表面看是“吐槽”，但透露的却是关注，说明春晚作为一种新年俗已经深入人心。

    不过，随着观众审美诉求的多样化，春晚也出现了分众化趋势。近些年出现了以特定人群为服务对象的“专业性春晚”，比如“打工春晚”“乡村春晚”等。这些春晚的观众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拥有相似的人生经历、利益诉求，所以晚会的节目编排更有针对性，也更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这些新型春晚的价值就在于，把不同的人都吸引到春节这一传统节日中来，并在共同的仪式中，深化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

    春节是华人世界最重要的节日。尽管大家过春节的方式各自不同，尽管大家对春晚的节目内容有着各自的评判，但除夕之夜看春晚，却已是全球华人过春节必不可少的仪式。春晚这一新民俗，早就脱离了单纯的娱乐提供者的角色，而成为全球华人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凝聚着全球华人追求团圆幸福的美好愿望，传承着中华儿女的家庭、社会伦理观念，对全球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具有重要影响——这是春晚始终未变的核心价值。

    （作者：孙佳山，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

    （稿件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青年文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