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工具，文化津梁

    在信息化的今天，汉语拼音已经潜移默化在每个现代人的生活中。我们每天写文章、发微信，差不多50岁以下的人们都离不开拼音输入法。而当我们翻检辞书，或许大部分人都是按拼音检索了。汉语拼音的重要性已经习焉不察了。这要归功于60年前，我国正式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让26个拉丁字母为中国人服务。研制“汉语拼音”本来是为了推广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推进扫盲工作，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文盲基本消除。20世纪末，计算机中文处理实现利用“拼音变换汉字”的智能化技术，可以不用字形编码而快速地直接输入中文，汉语拼音与信息化无缝对接，可谓是无心而有远虑之举。中国文化借着拼音的桥梁，走向了世界各地。

汉语注音的先声

    中国的汉字是古老的表意文字发展而来的，概括造字原理的“六书”中就有形声一法，借此孳乳了大量的形声字，使汉字发展成了意音文字。《说文解字》收字的80%是形声字，现代汉字系统里的大部分还是形声字，只是经历数千年的时空演化，声旁的表音性已很模糊，不能成为我们准确标注字音的工具。

    汉语的语音分析和注音方法发展比较缓慢，经历了两千多年。先秦出现的“譬况法”，也就是用语言描述字音，这显然是笨重不堪。东汉时期许慎、郑玄等经学家使用的“读若”法、“直音”法，是用相近或同音的字来标注，虽有所进步，但是这个前提是要先掌握一些字的读音，语音对应关系也未必确切。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家发明了“反切”法区分声韵，这才第一次对汉语的语音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分析，三国魏时的李登编写了最早的韵书《声类》。“反切”成为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注音方法，直到清代的《康熙字典》仍以这一方式注音。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而对声调的科学认识要到南朝宋齐间，沈约为代表的文士受到佛教的影响，开始对四声有所区别。隋陆法言的《切韵》193韵和唐末守温和尚的“三十字母”（宋代完善为三十六字母）是我国注音方法的重大进步，此后的韵书在分部上基本延续了这一传统。然而，这些方法都不能严密、科学地反映语音实际。它们都依赖汉字作为注音符号，任何一个汉字都会随时空变化而产生语音变化，那么其注音的功能也是薄弱的。

    明末清初，国门渐开，自沈约时代受佛教文化影响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化逐渐进入中国，中西碰撞出新的注音方法。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苦学古文数十年，1605年写了一本《西字奇迹》。他用罗马字母有系统地给汉语注音，用羽毛笔书写。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626年出版了最早的有完备字母注音的中文字典《西儒耳目资》。这是西方人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汉字注音的开端。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大量进入中国，需要学习汉语，1867年，英国使馆秘书威妥玛出版了京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其中的“威妥玛式”拼音逐渐成为在《汉语拼音方案》前西方人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的通用标准。从传教士到使馆人员的西洋方案，本质上都只是“译音”方案，目的是为了方便外国人学习汉语，而不是中国人对汉语语音的科学分析和注音方案。但是，在这些拉丁化方式的影响下，中国学者逐渐产生了语文现代化的“自觉”。

拼音现代化的历程

    近代以来，语文现代化成为民族救亡、复兴的迫切需求和重要途径，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研制注音方案的探索之路。1892年，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用自创的字母符号拼写厦门方言。这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开端，标志着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开始。

    1918年，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颁布了“注音字母”，这是第一套汉字形式的字母，是真正的表音符号，由简单的古代汉字构成，是典型的“民族形式字母”。中国文化继“书同文”之后，结束了数千年“口耳相传”的历史，开启了“语同音”的新时代。

    1926年11月，“国语统一筹备会”自行发表《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才由“大学院”（教育部）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国语罗马字的产生是拉丁化运动在我国的正式开幕，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成果。从此，拉丁化（罗马化）成为汉字改革的主流。

    1933年，瞿秋白、吴玉章等共产党人设计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到全国，形成拉丁化运动。

    1958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历经三年，根据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的原则，继承和吸收了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母、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优点，改进了它们的缺点，创制了《汉语拼音方案》。2月11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颁布。《汉语拼音方案》是汉语的拼音方案，是普通话的拼音方案，是白话的拼音方案。这是中国人半个世纪不断探索的总结，是清末以来中国人民自己创制汉语字母的最佳成果。

    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编号为ISO 7098。汉语拼音成为中国文化和国际文化交流所必须通过的文化桥梁。1984年，为进一步发挥《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现代汉语的作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此后多次修订，作为国家标准发布。这一方案的颁布得到国际认可，标志着从外国方案到本国方案，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内外不同到内外一致，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

    60年前，周有光先生在《光明日报》上为新生的汉语拼音字母这样写道：“我们正向着没有文盲的时代前进，向着普通话通行全国的时代前进，向着科学和技术跟国际先进水平并驾齐驱的时代前进。在这伟大的文化建设事业当中，这一套汉语拼音字母将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令人欣慰的是，60年后，周先生所向往的境界基本实现，汉语拼音不辱使命，为国家文化科技的繁荣进步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我们正步入新时代，这是一个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汉语拼音字母一定会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潘佳，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