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年节的文化密码

    近些年来，民族传统文化经受了社会历史变革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特别是面对外来洋节文化的大量涌入，如何理解、继承我国传统的节日文化，让很多人深感困惑。

    欢度春节，民间为何又称之为“过年”？“过年”的时间该怎么定？农历一月为何又称为“正月”？民间俗语“一年三百六十天”又隐藏着什么信息？了解我国传统年节的文化内涵，对加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何谓“年”

    民间相传“年”是一只身体庞大、脾气暴躁、凶猛异常的独角恶兽，每到寒冬腊月末就到附近的村庄里去寻找食物，甚至伤害村民，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后来人们发现，它会被人们扔到火堆里的竹节爆裂时发出的声音吓跑，但是“年”并没有死，所以每年的腊月三十，大家夜里都不睡觉，守着火烧的竹节驱除这只怪兽，“除夕”由此而来。

    在不同的时期，“年”的称谓有所不同，唐虞时称“载”，夏时称“岁”，殷时称“祀”，至周始称谓“年”。现在的“年”是从周时才开始的。

    “年”字的甲骨文、金文作谷穗成熟下垂之象形，“年”字的象形字，是一个背负成熟谷穗，即“年成”为主要表意。这是文字发生学给汉字“年”所下的准确定义。至于“载”是取万物终而复始，“岁”是取岁星年行一次的意思，“祀”是指四时祭祀完结。

    “春节”这一说法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出现了。《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不过，当时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南北朝时，“春节”则泛指整个春季。

    中华民族传统历法岁首为正月初一，现今无论中国还是海外华人都统一称为“春节”，但在历史上却称之为“元旦”。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翌日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宣布：“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同时，南京临时政府还发布了《命内务部编印历书令》，要求“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对于“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进入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延续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变俗行动，发布公告“现在共和政体业经成立，自应改用阳历，以示大同”。到1913年阳历新年到来之前，各机关收到政府通电“自正月初一日起至初三日止停办三日”，然而，在民间则仍按传统沿用旧历即夏历，仍在当年２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过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民国二年），由当时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施行。自此夏历岁首称“春节”，现行的“春节”只有一百多年。

    阳历年元旦，在西历年节中称为新年的第一天。现有西历新年的“元旦”称谓，正是“中”冠“西”戴。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年节的民俗称为“元旦”安在公历新年的第一天上？百余年过去了，民众对此分得还是很清楚。1923年1月3日《申报》第2版《阴阳历新年的比较》一文记载：“社会上逢着过阴历新年，顿现出热闹的气象。吃的玩的，比较平时要添出许多。便连路上的行人，也得增多不少。但是遇阳历新年，除掉有几面国旗迎风招展以外，简直和平时一样”。

“过年”的日子怎么定

    当代的过年日子，除了传统外，还与经济考量、社会时序的建构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年节（元旦加春节）假日天数一直是四天，改动不大。事实上，我国传统的过年日子大致主要与农事季节有关，这一时间节律的模式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传统年节的形成与我国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相适应。我国地处北半球温带区域，受季节风候的影响，有着明显的季节分野。远古先民根据自然气候的变化和植物生长一岁一枯荣的特点，先有了对岁、年的感悟和春播秋收两大节令的认知，其生产生活大致随大自然春秋季节风候节律而动。先民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逐渐对天体运行、万物生长、人体生命的节律交织进行文化延展，因此形成的传统年节则成为地域族群文化生命周期的关节点和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

    农历春节的天数最早的文化原型就是诗经《豳风·七月》所透视出夏时“十月太阳历”过年的日子。《豳风·七月》出自《诗经·国风·豳风》，被认为是劳动人民创作，描写一年中农桑稼穑之事的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三四千年以前的农业社会年中行事、节令时序、过年日子和普通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豳风·七月》透露出三四千年前的历法：夏时“十月太阳历”计时的历法及其与四天“年假”之间的关系。《豳风·七月》第一章中“何以卒岁”，第五章中“曰为改岁”，将年称“岁”，过年为“改岁”。称年为“岁”者，正是夏历的表述。

    《豳风·七月》中“一之日”，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周历对于夏历月份的不同表述：“一之日，指周历一月的日子，就是夏历十一月，二之日是夏历十二月，三之日是夏历一月（正月），四之日是夏历二月。夏历三月不叫五之日，只称为春。从四月到十月就依照夏历，也就是现在农村里还沿用的农历”。其实，这一解读与本文表述的内容以及当时的历法及传承性的生产生活文化样式是不吻合的。

    首先，通观全诗，出现的月份时间表述，蚕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另有春日（二月）。一年月序，明明以十月作结，没有十一月、十二月，这些学者主观武断，以意为之，强行以汉以后一年十二个月的历法观，认定《豳风·七月》的年历也应是十二个月。其次，诗中日、月的区分和表述，明明十分清晰，他们却视而不见，硬把“日”序纪时强释为“月”序纪时，这无论在文理上，还是情理上无法周圆。再次，诗中月份的时序上，虽然也缺少一月，但是，从“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气候、物候生态环境及生产生活行事方式，内在显然隐含着首月的时序。它们是与首月紧密相连的岁首的日子，可又不能归结于首月，即一月。那它算什么日子呢？我认为就是过年的日子。

    相传在帝舜时代，先民成熟的历法是“太阳历”或称“华夏族纪年法”，它与十二个月为一年，十天为一旬的农历是不一样的。“太阳历”一年分为十个月，而基础时间分类又以十二等分为准。即一天十二时辰，十二天一旬，三十六天为一月，七十二天为一季，三百六十天为一年。一年内分五个季，一季内有两个月，一月内分三旬，还剩下五天，为年之余，刚好作过年的日子用。《夏小正》最初为“十月太阳历”，是在后来的历法变更中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十二个月版本。这一观点在经历了许多争议之后已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从《夏小正》文字本身来看，许多星象和物候用十月太阳历来解释显得更合理。

    当今，彝族民间遗存的“十月太阳历”与《夏小正》有关。“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为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一年分五个季节，一个季节七十二天，一年多余的五至六天（闰年），集中放置在年底，不属于任何一个月。其实，《豳风·七月》保留着远古过年的信息，古人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毛传》说：“一之日，十之余也”。所谓“十之余也”，就是一年过完十个月之后所剩下的余日。这一解释应是最接近事实的，也是最本源的解读。岁时“十月太阳历”的定位，即过好完整的一年十个月，将“十之余”多余的日子，经过“一之日”“二之日”等四天多的过年日子，便过完旧年“卒岁”，时分“改岁”，迎来新岁。这也就是后世年节日子天数最早的原型。远在三四千年前的神州，年节时间也是四天左右。

    “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的平均长度为365.25天，这与回归年（太阳年）的长度365.2422日非常相近。“彝族十月太阳历”以十种动物表示月份：一月黑虎、二月水獭、三月鳄鱼、四月蟒蛇、五月穿山甲、六月麂子、七月岩羊、八月猿猴、九月黑豹和十月蜥蜴，所以十月历又称“十兽历”。“彝族十月太阳历”把一年分为五个季节，每季两个月。五个季节分别用：土、铜、水、木、火来表示；每季分雌雄，这样一年的十个月分别称之为：雄土、雌土、雄铜、雌铜、雄水、雌水、雄木、雌木、雄火、雌火。雄土月定为岁首，在夏至以后；雌火月定为岁末，在夏至以前。远古彝族人用十二属相纪日，但彝族人的属相顺序是从虎开始：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鼠、牛。一个属相周为十二天，三个属相周为三十六天，为一个月。三十个属相周（360天）为一年。每年十月，每月三十六天，其余五日便为过年的余日。

    《豳风·七月》中“某之日”涉及的全部为冬季活动。尤其是“一之日”“二之日”，提及“卒岁”，而“四之日”则“獻羔祭韭”、祈年于南亩。这几日的活动带有明显的年节特征。“献羔祭韭”恐怕是对田神等神灵表示感激的“谢百神”一类的农事祭。诗中所载的这几天年节所干的事，只是一种信仰祭祀的仪式活动并非真正干活。

    这种在十月的年末设置几天为年岁——过年时间的历法，在我国一些古老民族的传承历法中也有遗存，置于年终，称为“过年日”。这与《豳风·七月》篇中“某之日”相同。其实，汉民族日常用语中也有此遗传：《红楼梦》黛玉“葬花词”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民间民众表示一年的天数时序，口头禅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这深刻表明，古老十月历年序在民间的遗存。中国古代常见数字三、六、九、十、三十六、七十二、一百○八等都能够在“十月太阳历”中得到解释。

    古巴比伦“太阳历”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中期，埃及“太阳历”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前，墨西哥“玛雅太阳历”起源于公元前3100多年，印度“太阴历”大约起源于公元前2500多年，中国“阴阳历”大约起源于公元前2100年。但是，经由民族学方法进行乡村实地调查考证所获得的活史料研究发现，残存于云、贵、川、桂等省区的“彝族十月太阳历”则始于公元前8000年以前。

    我国有史可查的历朝历代，一年的节假日似乎就是政府自上而下规定的，周代的《月令》就是佐证。而各个朝代对过年的日子大致都有规定，时间上也差不多。唐代七天，宋代七天，元代三天，明代五天。

    综上所述，年、月、日，原本是有关联又各自独立的概念。“年”是对过年几天日子的总称，是“十月太阳年历”中“十之余”（即十个月共360天）以外的日子。

农历一月为何称为“正月”

    人们习惯称农历过年的那个一月为“正月”，这是为什么？一种说法认为“正，岁之首月”，表示农历新年第一个月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正”的本意蕴含着“正统”的意思。在古代，每年以哪一个月当第一个月，有时是随着朝代的更换而变化的。不同王朝更改了月份的次序，便把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作“正月”。在帝王看来，既然他们占据了天下，居了正位，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也得跟着他们“正”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因秦始皇姓嬴名政，他嫌“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犯了忌讳，就下令把“正月”读作“正（征）月”，一直沿用至今。

    《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孟春之月，招摇（即北斗星柄）指寅”。古代以北斗星斗柄初昏时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称为斗建，亦称月建。这是说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斗柄指在寅位上，此月即为建寅之月，即正月。

    正月名谓的出现甚早。《诗经·小雅》有《正月》的诗篇：“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史传夏商周至秦汉各朝，正月的月份次序，各有一定的更改。战国秦汉间对此尚有所谓的“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更改正朔。司马迁《史记·历书第四》还有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然而，诚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言“这并不可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建亥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但是，夏历是比较适合农事的节令，所以并不称十月为正月，不改正月为四月。春夏秋冬和月份的搭配，完全与夏正相同。这里正月既不是岁首，也不是改朔，以示“正统”之意。汉沿秦制，汉武帝七年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约二千年间，除王莽、唐武后等一度改为殷正、周正外，大多沿用夏正。由此可见，历史上大多王朝似乎没想到将正月和改朔“正统”绑在一起。而自汉以降，历史上那么多朝代以夏正为一年的开始，这恐怕也就是正月通常被人们视为岁首的原因。

    如何准确解读“正月”呢？“正”在这里是“以此为正”的准则、标志。如此，“正月”即为一年刚开始时，年内所确立的标志性月份的意思。

    清黄生《字诂·正》中认为：“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古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为岁首，盖准此以为标的，故曰正，犹言斗柄所指之月耳。”由于斗建为确定月份的标准，故斗建也称为正。唐王冰注：“正，斗建也”，即为此意。另外，黄生也认为，正月之正本来就有平声的读法，并非由于避秦始皇的讳而改读平声。正月写作“征月”，可知正月之正早在秦始皇之前就读平声。

    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就要借“时新”而除旧布新，以新的标准、新的气象塑造人生，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新年前夕和正月风俗。

    正月实施除旧立新的方式，见证于文献的是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据称，最早提及“除夕”这一名称的，是西晋周处撰著的《风土记》等史籍。更早年末驱逐“疫疬之鬼”的风尚，是远古的行傩。当今长江流域、西南地区以及黄河流域广大农村，至今还遗存着“沿门逐疫”，这是一种古老文化的“活化石”——乡人傩。

    安徽池州乡间村社遗存着每年例行“春祭”和“秋祭”的傩活动。“春祭”即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人日）至十五择日进行，“秋祭”即农历八月十五进行，平时不进行。为何在正月初七开始？传说女娲创造苍生，顺序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等动物，并于第七天造出人来，故此初七为人的生日。

    很早以前，与人们生活关系最紧密的是牛马犬羊鸡狗一类动物。它们的价值几乎和人的生命一样重要，这在后期流传的俗信中可以窥见一斑。《荆楚岁时》记载，那时民间还将一年之间最新、最美好的日子大年初一让位于一些熟悉的动物：人对自己却很谦让，放在初七，为人生日。现实中的普通动物被尊之为人之上的生灵。朴素的民俗观念，以形象的比喻，透现出一个马克思概述的哲理，人类生存的历史前提，是那些供人生存的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探索人类文化意识生成的历史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要进行的。”

传统年节的情趣与智慧

    先民过年时都会行傩除旧迎新消灾感恩。数千年来，传统年节迎新除旧的民俗活动，传承中创新越来越多，当代各地年节中的花车、行街、巡会等多种娱乐形态，是古傩的现代变迁，而这些民众节令祭祀仪式活动往往蕴含着特有的人生哲理。

    清代吴中人士顾禄撰写的《清嘉錄》记载，从腊月初跳灶王、跳钟馗、腊八粥、年糕、冷肉、送历本、叫火烛始，到叛花、节帐、小年夜大年夜，从十二月月朔起至除夕夜，共四十六项活动。正月元日起又有：行春、打春、拜春、拜牌……走三桥、放烟火、闹元宵、打灯谜、三官素、接坑三姑娘、百草灵、验水表、灯节，至正月十五止共四十一项。时间前后一个半月，节俗的项目有八十七项，平均每天近两项。其间充满民族特有的生活情趣与智慧。

    腊八粥是腊八节气的主食。腊八粥的背后，体现的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大自然，对天地的敬畏之心。腊，也为蜡。《礼记》云：“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许慎《说文》曰“腊，冬至后壬戌腊祭百神”。先祖认为，因天地的厚赐，人类才能收获五谷杂粮。后来逐渐固定在每年腊月——十二月初八——腊八，都需要以用当年收获的八种谷物杂粮，熬一碗腊八粥，来表达自己的这份感激。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的心理，由此在腊八粥里得到传承。

    过年时，自己动手准备做一些有特色讲究的吃食，是年节非常重要的仪式过程。合家欢聚吃年夜饭的目的归根结底不是为了吃。其制作、分享、收获的每一个步骤是心灵上的文化体验。这种过程的“仪式感”，就是“年味”。

    祭祖是中国许多地方过年的一大仪式。敬畏、纪念先祖的传统，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它是维系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文脉。“年味”的维系，需要通过“仪式”，“仪式”的每一个步骤都指向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情怀。祭祖仪式体现的就是人们对祖先的敬畏感、神圣感。

    屠苏酒是在中国古代春节时饮用的酒品，故又名岁酒。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成的。屠苏酒从晋朝产生，以前有人住在草庵，每年除夕，将药囊丢到井中。到元日取水出来放在酒樽中，全家人一起喝就不怕生病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喝屠苏酒的方式，表现了中华独特的美德。梁朝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岁饮屠苏，先幼后长，为幼者贺岁，长者祝寿。苏辙诗云“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就是指这种风俗。饮屠苏酒的习惯是一家人中年纪最小的先喝，小孩过年增岁，要祝贺他；而老年人过年则是生命又少了一岁，拖一点时间后喝，含有祝他们长寿的意思。

    传统年节活动是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之一。在各类过年仪式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寻觅一份民族群体归宿感，表达我们师法自然、敬畏天地的道德与民族文化。我国丰富多彩的传统年节和其他节日所产生的巨大精神文化力量，始终支撑着我国民众的生存、发展和进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这显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智慧、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蕴涵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生命的密码和特有的精神文化标记，承载着中华民族上万年活态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