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结缘二十年

    与丁景唐先生相识，缘于《陶晶孙选集》。他是此书编选者，我是责任编辑。丁先生当年接力赵家璧，主持《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工作，是资深的编辑大家。此前，我已知道他的鼎鼎大名。

    那时丁先生在上海，我在北京，为了文稿增删以及一字一句一注释，书信交驰不下十余封。陶晶孙何许人？他与郭沫若一样，早年留学日本，学医，爱文学，是创造社发起人，用日文写小说《木樨》，郭沫若称赞它有不可转译之美。编选陶晶孙的作品，工作之繁难一言难尽。厚厚的文稿，印自新中国成立前泛黄破损的旧报刊，需要辨认年代、确认字句。其编纂、梳理的过程，恰似从历史的尘灰中拯救起湮没许久的面容。

    丁先生慨然应允陶晶孙家人的请求，不辞烦劳做这件事，不仅基于对自己学识的自信、对编辑图书的热爱，更是出于历史责任感。他不仅在书稿上倾注了心血和精力，还积极促成了当时身体已极度虚弱的夏衍公为这本书写序。

    现在想来，那时我刚入编辑这一行，就如此近切地与这样一位资深编辑家合作，共同完成一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实在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丁先生对编辑出版一本书所倾注的热情，其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处处开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完整地保存史料，作为编辑家的他并不在意因此而打破某些编辑惯例。由此使我认识到，一切编辑规范都是为更好地凸显书稿内容而设定的，自然也可以为之变通。与此同时，我也体会到丁先生力图多多保存前辈作家遗作的温厚之心。

    书出版之后，丁先生就引我为“小友”了。他没有“名人架子”，更无“官气”，甚至也无长者意识，见面总是笑嘻嘻，平易随和。记得一次到上海开会，我坐在他旁边。会开到中午，大家都饿了，丁先生掏出几粒彩色的巧克力豆，放在白纸上，无声地推给我，他自己也悄悄地吃了两粒。那几粒彩色小糖豆和继续开会的丁先生，很可爱。我还在他旧式石库门的家中吃过饭，他老伴儿王爱玉阿姨特别善良慈爱，不停给我夹菜。饭后，丁先生执意带我去看看附近的文化遗迹——与他家同一条弄堂的66号，曾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从他家后弄出去不远，是拉都路351号（今襄阳南路），萧红萧军住过的房子，鲁迅先生曾到这里看望过他们。丁先生慢腾腾地走着，好像还拄了手杖，但兴致很高。后来我知道，这是他常带外地朋友参观的“旅游景点”。他还陪着萧军重访故地，萧军感兴，写了“拉都路上几春宵”那样销魂伤情的诗句。丁先生偶尔来北京，拜访老友时叫上我一道去，出版家范用、王仿子，诗人成幼殊等前辈都是这样认识的。成幼殊阿姨曾回忆在上海读大学时，丁先生到学校找她们搞学运，那时他就是地下党了。他们老朋友相聚，恍若回到大学时代，谈笑间神采飞扬。

    也是偶然，我在图书馆发现丁先生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一本著作《妇女与文学》，但仅有书目，就欣欣然写信去打探。下一次通信，他就复印了目录和其中四篇文章寄来，满足我的好奇心。这是专门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而关注妇女命运的著作，其中有通过他搜集的大量原生态民歌来展示妇女从女儿到媳妇再到老婆婆各阶段的《她的一生——歌谣中的妇女生活》，也有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女性形象的个案研究与纵向梳理（《新女性的典型创造》）……拜读后我的感受是：一、年轻，有才华，大学时代即有很强的研究能力；二、注重资料，他作为史料专家的特质彼时已经显露，他的瞿秋白研究、左联研究等都是以资料丰富扎实著称的；三、研究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他不是书斋学者。后来我发现丁先生还是诗人，1945年出版诗集《星的梦》，20世纪80年代湖南文艺出版社再版重印过，他的诗曾入选王亚平等编的《四十年代诗选》、公木编选并作序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诗集》和臧克家作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集》等。20世纪90年代，北大学者在一篇研究40年代诗歌的论文中高度评价这部诗集。这一切意味着他的诗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虽然这些成绩多少被他日后的编辑家名声掩盖了。我读这些文章，仿佛结识了年轻时代的丁先生。

    丁先生爱写信。他的信在通报近况的同时，也寄文章，寄照片，赠书。他与女作家梅娘通信，盛赞梅娘有一封信写得好，就寄来复印件——类似的复印件，20年来寄赠不少，或是“奇文共欣赏”，或是分享文化资讯，通常在空白处写有几句话的“丁氏眉批”。而在信尾，总是列上一串要我代问候的朋友们的名字。交往之初，我以为他的爱写信是一种文化人的“老派”，后来认识的老人多了，又以为那是他开朗、爱热闹的性格使然。现在，我以为那是出于他对朋友们的温暖情义。

    丁先生是热情洋溢的人，他向朋友们敞开自己。他是一个中心，向周围朋友源源不断输送温暖的情谊。现在他走了，世界冷了几分。

    我想，我会怀念他。

    （作者：郭娟，系《新文学史料》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