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赋”义的演变

    在先秦典籍中，除《左传》的“赋诗言志”以及《国语》之“瞍赋矇诵”等少数情况外，凡言“赋”，多与贡赋、赋敛义相关。如《尚书·禹贡》之“厥赋惟上上错”，孔传释云：“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之“赋车籍马”，孔颖达疏曰：“赋与籍，俱是税也，税民之财，使备车马，因车马之异，故别为其文。”经传对“赋”的解释，始终在“税民之财”“以贡天子”的框架内进行。而《尔雅·释言》有云：“赋，量也。”何谓“量”？郭璞《尔雅注》云：“赋税所以评量。”郝懿行《尔雅义疏》云：“量者，《说文》云：‘称轻重也。’……是‘赋’兼取、予，其义则皆为量也。故《鲁语》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然则赋敛、赋税即为量入，赋布、赋予即为量出。”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军戎所需物资、人力，均需依据制度性的规定或法则，从族群、诸侯或国人中征取。春秋初年，齐国就曾以楚国“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为借口征伐楚国。但与祭祀相比，供养一支军队无疑是一个国家或者部族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支出。《汉书·刑法志》云：“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赋以足兵”是对“赋”之造字本义的极好诠释。立足于早期典籍言“赋”多与军赋相关的实际使用情况，可以肯定地说，“赋”之造字，通过“从贝武声”的字形结构，不仅表达了“赋”之行为、结果与军事武备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规定了这种行为所必须遵从的不可逾越的严肃性与制度性。也就是说，赋税之“赋”，从一开始就蕴含着制度性的严肃内涵。随着“赋”义扩展，“赋”除了与“税”连言，兼指与军需无关的量取财物之外，出纳王命、颁布政令的行为，亦可以“赋”言之，如“明命使赋”“赋政于外”。

    “明命使赋”“赋政于外”，见于《诗经·大雅·烝民》，郑玄笺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纳王命者，时之所宜，复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顺其意，如王口喉舌亲所言也。”由该诗可知，“出纳王命”是“明命使赋”的重要内容。先秦与“出纳王命”相关的职官，有“纳言”。《尚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安国注云：“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这就是说，作为出纳王命的喉舌之官，“信”是必须遵从的基本原则。何谓“信”？“信”就是确定，无误差。就出纳王命的赋政者来说，话从口出的宣赋方式极易造成语义的变易，故而在“明命使赋”时，特别强调“王之喉舌”的特点。这要求赋政者“受上言宣于下”时，必须原原本本地陈述王命，“如王喉舌亲所言也”；同样，“听下言纳于上”时，也必须原原本本直陈其事，令王者如同亲见、亲闻。“必以信”的赋政要求，使潜含于“赋”中的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不容虚饰的意义得到了呈现和加强。

    立足于此，可知郑玄注“六诗”之“赋”的精妙：“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相对于“比”之“取比类以言之”、“兴”之“取善事以喻劝之”，“赋”采用的是“直铺陈”的言说方式。郑玄在“赋之言铺”之后，用一“直”字来限定与“铺”对应的“铺陈”，恰恰说明“赋”义中还包含着“铺”义无法涵盖的“直”义，只有受“直”限制的“铺陈”才是“赋”。郑玄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后世注家的继承。孔颖达《毛诗注疏》云：“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朱熹《诗经集传》也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但是，在经学家们认识并强调“赋”之“直陈”“直言”义时，从东汉后期开始，文学家们径直以“铺”释“赋”，“铺”义之外的“直”义被完全忽视。如王逸《楚辞章句》云：“赋，铺也。诗，志也。言己守高眇之节，不用于世，则铺陈其志，自证明也。”至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之后，“赋”与“铺”成为意义完全对等的两个字，人们基于“赋者，铺也”的理解，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方向上渐行渐远。经学传统中得到继承的“赋”之“直陈”，在文学领域逐渐失落。由此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丧失“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功能的赋体在极尽铺采摛文之能事的过程中逐渐衰落；另一方面，铺采摛文的汉赋创作实践反过来又遮蔽了“赋”“直陈铺”的历史内涵，进而遮蔽了后世学者探索赋体产生之源的途径。

    喉舌之官的赋政行为，一方面推动了赋税之“赋”向“直陈”之“赋”的衍变；另一方面，蕴含于“赋”字之中的制度性内涵，则在“赋”义延伸的过程中得到了保存和延续。遵照周王意志、体现政治需要的赋政，其行为本身就体现着鲜明的制度性。如郝懿行所言，“赋”兼有量出、量入之义。如果说“王之喉舌”的“明命使赋”着重表现了“赋”之“量出”，那么“赋纳以言”的选官用人制度则集中体现了“赋”之“量入”。

    “赋纳以言”出自《夏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赵衰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杜预注云：“赋纳以言，观其志也；明试以功，考其事也；车服以庸，报其劳也。赋，犹取也。庸，功也。”孔疏对此作了更明白的阐释：“《夏书》言用臣之法。赋，取也。取人纳用以其言，察其言，观其志也。分明试用以其功，考其功，观其能也。而赐之车服以报其庸，庸亦功也。知其有功乃赐之。古人之法如此。”由此可知，作为古人用臣之法的内容之一，“赋纳以言”，就是根据人的言语来观察其志行以决定是否取用。“言”是取人纳用制度得以实现的标准，而“赋”则是依据相应的制度性规定对“言”进行评量、判断之后的取用。

    如果说“明命使赋”突出了“赋”作为政治性言说方式的意义，“赋纳以言”的察人制度突出了对“言”的考量，那么，春秋时期的“赋诗断章”，则是对由“赋政”而来的赋之“直陈”与“赋纳以言”之察言观志的综合与变形。根据《国语》《左传》的记载来看，“赋诗断章”是发生在外交场合的、依附于礼仪制度、因而包含着丰富政治内涵的直陈《诗》之篇章。其中包含着实实在在的礼仪与政治的考量：从赋诗者的角度而言，赋诗是一种“量出”，它要求赋诗者能够根据外交场合的礼仪需要，选择恰当的《诗》篇来表达己意；就听赋者而言，这又是一种“量入”，它要求听者准确把握赋诗者之意并做出符合外交礼仪的反应。由此可知，“赋诗”之“赋”，是以“赋者，量也”为语义基础的政治性、仪式性考量。“赋政”之官“必以信”的赋政要求衍生出了“赋”所特有的“直陈其事”的言说方式，经过“瞍赋矇诵”阶段的发展，直陈之“赋”与“赋纳以言”相结合，衍生出了春秋时期的“赋诗断章”。聘问歌咏场合的“赋诗断章”，从制度性与直陈性两个向度，规定了“赋”由具有典型制度性意义的言语表达方式转化为文之一体的特殊内涵。“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观念，就产生在这一转化过程中。

    “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因《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引述而著称，其实这种说法在《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毛传中就已出现：“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里所说的“九能”之中，“建邦能命龟”等八能，分别对应一种在特殊政治场合属文造辞的语言应用能力，并列于其中的“登高能赋”应属同类。而在先秦时期，有一种“登高”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这就是“登歌”或者“登赋”，即登上朝堂的工歌或赋诗。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说：“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如同命、誓、铭、诔、语等属文造辞的言语方式，亦兼具代表相应语言成果的意义。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之后，“赋”在指代制度化言说方式的同时，逐渐兼有了指代由这种言说方式产生的语言成果的意义。“赋”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以“贤人失志之赋”为先导的赋体文学大发展的历史阶段。

    （作者：马银琴，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