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本 乃得安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人之有祖，亦犹是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文化自信，根基深厚。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笔者以为，从祖先崇拜来理解“三个更”，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在中国，祖先崇拜根深蒂固，范围广泛，几乎是“人人、时时、处处”。

    流变至今的中华民族祖先崇拜，大致可分三个层面，各有载体。一是以姓氏、家族、谱牒为基线，尚血统的祖先崇拜，主要载体是家庙、宗祠；二是以一定地理、行政区划和文化区域为基线，尚功德的乡贤敬仰，旧时以乡贤祠为载体，今为历史名人故居、纪念馆；三是以国家民族为基线，文尚共同始祖、先贤大哲，武尚英雄干城的国家崇拜，其载体，如黄帝陵、曲阜孔庙、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三个层面虽各有所尚、载体和功用，但有机统一，人们逐层认知，外化延伸，构成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完整圈环，对文明教化、乡村治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文化纽带作用。

    寻根问祖，家国一体。在民间，祖先崇拜还有一个非常集中而简洁的表达式——天地牌，上书“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这五字，钱穆评介：“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当然，此间意义和价值，我们还得从荀子书中探寻。荀子《礼论》篇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由是，为不致“三本偏亡”，为了“人安”，便有了“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之礼。这就是“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而立”的渊薮。笔者以为，其核心价值，是“不忘本，乃得安”。

    “任何哲学或学术思想至终均走向世俗化。”据史学家考证，将“天地君亲师”五字连用，用红纸条贴于家堂之上，大致在13世纪中叶，而天地牌的流行和世俗化，“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家礼祠堂之制则贵贱通得用之”则在明朝末年。及至现代，封建皇帝没有了，天地牌的流变，就是与时俱进，将“君”改成了“国。”如此，天地牌的五个字，就成了“天地国亲师”，如此，“国亲师”三者，便与前述祖先崇拜的三个层面有了贴切的对应。“天长地久国恩大，父养母育师道尊”，一方小小的天地牌，将敬天法祖的哲学思想，爱国、尊师、孝亲的人文情怀完整表达，不能不说，它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

    《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格物致知，探寻祖先崇拜之本末，其道、其所止，止于认识自己，是对“我是谁？从哪里来”的本原追问，在追问中为现实的存在、未来的选择“到哪里去”求得合理性、正当性。“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祖先崇拜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意义价值重大，就在于通过对“礼之三本”的传承，不忘本，乃得安，做出符合“道”、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由此，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国家层面的祖先崇拜或祭礼为例，祭轩辕，是我们对自己是华夏儿女、黄帝后裔的认同和强化；祭扫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对新中国从哪里来的追问，是对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站起来而作出牺牲的革命先烈的珍视。有了这份认同、追问和珍视，就会为今日之现实存在、未来选择找到方向，求得合理性、正当性。

    例如，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所讲的一番话，就包孕着上述道理。他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他向外方代表介绍：“伫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一组浮雕，表现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全景图。”并由此告知世人：“我们一方面缅怀先烈，一方面沿着先烈的足迹向前走。我们提出了中国梦，它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英雄纪念碑”起兴，巧妙讲述中国故事，巧妙介绍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历史感，充满合理性、正当性。

    不忘本，乃得安。步入新时代，祖先崇拜将历久弥新，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中显现其独特的功用。

    （作者：邓有凯，系云南广播电视大学保山分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