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形成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新局面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迫切要求；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使我国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这一宏伟目标的战略需要。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严重下滑，1—10月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63.1亿美元，同比下降40.9%；其中流向制造业的投资下降44%，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下降47.9%。一方面反映出前一时期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成效，非理性投资得到遏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一些片面模糊认识所造成的政策舆论导向偏差，以及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外汇管制、融资困难、投资审查周期长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为此，应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势以及对外投资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促进对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十八大以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实现了量质齐升。对外投资结构日益优化，国际化空间不断拓展，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国际产能合作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通过对外投资有效组合了全球生产、服务和创新要素，为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发挥了战略支撑作用。

    第一，我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陷入经济增速低迷、对外投资乏力的困境，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呈现大幅波动。我国对外投资却始终保持了强劲增长态势，成为拉动全球FDI（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新引擎，由此改变了世界跨国直接投资一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历史，开创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轮驱动的新格局。2012年以来，我国连续5年成为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前3位的国家，也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FDI流量的贡献率达20%左右。2012-2016年期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由878亿美元增长到1961.5亿美元；对外投资流量累计6600多亿美元，年均增长22.3%；对外投资流量由世界第3位上升到第2位，实现连续14年快速增长，全球占比达13.5%。截至2016年底，对外投资存量由5319.4亿美元增长到13573.9亿美元，由世界第13位上升到第6位，占全球存量的份额由2.3%上升到5.2%。

    第二，逐步形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双向拓展的全球投资布局。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2.44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企业3.72万家，分别相当于2012年存量的1.5倍和1.7倍，分布的国家和地区由179个增加到190个，全球覆盖率达81.2%。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近年来对发达国家投资增幅较大，反映出我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能力不断提高。2016年我国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总额达368.4亿美元，同比增长94%。2016年我国对美国投资169.81亿美元，同比增长111.5%，占对外投资总额比重8.7%，其中我国企业对美国实施并购项目164起，实际交易金额354亿美元，是并购活动最多的国家。2016年我国对欧盟投资99.94亿美元，同比增长82.4%。境外企业也为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2—2016年中国企业累计在境外缴税1372.5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年均超过100万个，多数境外企业为东道国培训技术人才、开展公益服务，促进了当地社会、文化、医疗、教育事业发展，成为当地的标杆企业。

    第三，投资结构由资源获取型向技术引领型和构建全球价值链转变。企业通过对外投资正在加快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金融、生产、服务和创新网络。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上千亿美元的5大主导行业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和制造业，占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4.9%、13.1%、12.5%、11.2%和8%。2016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对外投资分别增长81.4%、173.6%和26.7%，占总量的比重分别达33.5%、9.5%和2.2%。截至2016年底，我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额10360.4亿美元，占存量的76.3%，且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此外，许多制造企业通过在国外设立研发设计中心、运营中心、物流中心等来构建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体系。2017年1—7月，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对外投资总额比重分别达28.7%、12.9%和11.2%。与此同时，2012—2016年采矿业投资由135.4亿美元下降到19.3亿美元，占总量比重由15.4%下降到1%；降幅由-6.2%下降到-82.8%。说明传统的资源获取型投资导向已经得到改变。

    第四，对外投资对于拉动外贸出口、促进产业转型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随着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业合作稳步推进，我们有效实现了国内富余产能转移，同时带动了装备、零部件出口及国内先进技术、标准、服务、品牌走出去。2012—2016年，通过对外投资合作累计实现境外销售收入7.2万亿美元，带动进出口1.9万亿美元。2012—2016年，我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累计653.5亿美元，企业在境外建设了一批钢铁、水泥、有色金属、汽车、机械、纺织、化工等生产基地。2016年，我国制造业投资额290.5亿美元，同比增长45.3%，占总量比重14.8%；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41.4%，占制造业投资的49.1%。

    第五，“一带一路”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有力地拓展了国际化空间。2013—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超过60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1294.1亿美元，占总量的9.5%。2017年1—10月，我国对沿线53个国家新增投资额111.8亿美元，占总量的13%。一批境外企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赴沿线国家建立生产基地，主要投资于矿能资源、轻纺、装备、汽车、船舶、钢铁、水泥等制造业，生产基地多数分布在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推动了东道国信息化、绿色化、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建设。此外，近年来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较快，不仅成为境外企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平台，而且对于当地产业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目前我国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99家，分布在4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投资300多亿美元，入区企业近4000家，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25万个；其中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56个，入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超过5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8万个。

    第六，国际并购成为企业获取核心战略资源、加快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式。企业国际并购活动日益活跃，反映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已经产生了质的飞跃。企业通过跨境并购不断获取跨国公司的核心关键技术、领军人才、国际品牌、物流渠道、客户资源等生产、市场和创新要素，推动了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国际化。2012-2016年，我国企业境外并购额由434亿美元增长到1353.3亿美元，占总量比重由31.4%增长到44.1%。2016年，境外并购同比增长148.6%，涉及18大行业、7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列前3位，分别增长119.5%、214%和756.5%，出现了海尔收购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家电业务、海航收购美国英迈公司、腾讯收购芬兰Supercell公司84.3%股权等重大并购案。

    第七，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主力军作用日益突出。2016年《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国内企业达97家，分布于金融、能源、通信、制造、建筑等行业，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骨干力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壮大，改变了长期以来国企“一股独大”格局，说明我国对外投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2012—2016年，国企和非国企的对外投资存量比例由59.8∶40.2调整到54.3∶45.7。2016年，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控股企业对外投资额分别为1232.4亿美元和579.9亿美元，占比分别为68%和32%。民企在高技术、新能源、电力、军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并购活动都有出色表现。

把握有利机遇，推动形成对外投资全面发展新格局

    综合判断，“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从国内环境来看，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日益突出。2016年我国人均GDP达8866美元，截至2017年9月，外汇储备3.1万亿美元。高铁、核电、航天、装备、信息技术等一批新兴产业已经拥有世界领先技术，钢铁、汽车、船舶、家电、轻纺等传统产业已经形成巨大产能规模，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国际环境来看，发达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全球投资动力呈现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轮驱动的格局；全球新产业革命深入发展、技术创新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跨国投资增长的主要引擎；全球引资竞争激烈导致各国竞相出台投资便利化措施，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为重振实体经济不断出台各类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些都有利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

    为此，应加强对外投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一是以推动全球价值链迈向中高端为着力点，不断完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体系，进一步优化对外投资产业结构。力争形成一批带动力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企业；不断完善境外制造基地和经贸合作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配套能力，促进境外企业集聚。二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不断完善全球投资区域布局。充分利用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双边投资合作，增强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体框架，以东盟、中东欧等发展中国家为重点，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与金融合作。三是注重发挥对外投资对于产业转型的带动作用，通过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和开放创新合作，以投资带动产品和服务出口，增强国际国内的市场联动性、产业联动性和创新联动性。四是注重提高企业投资质量和经济效益。引导境外企业应用先进技术和绿色生产，尊重东道国的法律和文化习俗，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构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发挥重要桥梁作用。五是不断完善企业对外投资政策环境。提高企业备案审查效率，完善境外投资的外汇、融资、信息、技术、法律等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外投资合作监管体系建设，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六是指导企业增强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保护企业海外合法权益。当前，全球政治动荡、金融风险、战争灾难等问题依然严峻，逆全球化倾向导致投资保护主义依然严重，发达国家继续主导新一轮投资规则将带来新的挑战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提高应变能力。

    （作者：王晓红，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