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人文精神的时代观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刻体认古代文学艺术中的人文精神。

    首先，君子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君子精神与品格也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如《诗·曹风·鸤鸠》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即赞美君子威仪与高尚德行。《离骚》中的屈原堪称君子典范，他是高阳之苗裔，既有内美，又重修能；他感日月倏忽生命易逝，哀叹民生多艰，为了追求理想上下求索而九死不悔！此种君子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成为历代文人追慕的文化原型。

    《周易》中不仅有自强不息的君子精神，而且有虚以应物的谦逊品格，《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更有履践中正之道的君子风范，即《观》卦中的中正之观。更重要的是，《周易》中圣人智慧成为古代君子的方法论，如“探赜索隐”“穷神知化”“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等（《周易·系辞》）。这种以天地为法，以广大智慧顺应外物，沟通天人的精神，渗透到了文学审美中。欧阳修、苏轼、张载、司马光、杨万里等人都深研易学，易学中的君子精神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文学与美学观念，成为文学作品中不朽的灵魂。

    其次，中国文学中一直存在着文道合一的传统，在审美中处理心物关系时，非常重视天人合一境界的探寻与营构。此种在道德伦理意义或美学意义上的道通为一，其实还蕴含着某种理性精神和科学因素。《诗·豳风·七月》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忠实记录先民依循自然节律的劳作与男女老幼秩序井然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天理人伦之美。中国古代先贤，也非常重视在审美活动中对物理情性的精妙把握。宗白华先生在其著作中认为，中国绘画是散点透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焦点透视——后者是建立在几何学、光学、解剖学基础上的，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绘画理论中的透视也并非那样随性，而是同样具有一定的科学或数理因素。苏轼《书吴道子画后》中直接引入“自然之数”“逆来顺往”的观念：“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所说的“以灯取影”“旁见侧出”，就是指对物象进行立体的观察和表现，深得物理，精妙入神。这是对画家视角变化、勘测光影过程的哲理性、科学性的概括。画家先“逆”求情理本性、物理本质，然后“顺”势交错变化，挥洒笔墨，横、斜、平、直错综变化，不出阴阳之道而得自然之数。《国朝院画录》中有一段文字论及焦秉贞的画法与天文、数理之关系：“焦秉贞素按七政之躔度五形之远近，所以危峰叠嶂中，分咫尺之万里，岂止于手握双笔，故书而记之。”可谓苏轼美学中的理性智慧在清代的回响。

    中国古人在审美上不离科学或技术有其文化基因。庄子之道无为无形，但对道的获得却不离理性认知，庖丁由技进乎道的过程，就是科学地探求牛的机体经络的过程，而其中的“十九年”“刀刃若新发于硎”意味深长，“十九年”正好七闰，闰月为处理太阳与月亮运动而设置，以此科学方法而达到燮理阴阳的目的。在此，“十九年”象征着庖丁对阴阳的完美协调。

    复次，“修辞立诚”强调道德功业与立言修辞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深刻文化意蕴的理论命题。《周易·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中国古代的君子，将内心的修养与外在的实践统一于一身，忠信是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根本途径，修辞立诚则是实现“居业”的方法之一，从而将个人语言行为或行文修辞，提升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关键。修辞问题是政治学问题，涉及定名分，明贵贱，别上下；修辞也是“文教”问题，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修辞”即“文教”思想中寄托着儒家的道统观念与现实精神，关乎先王典章、礼仪的推行与发扬；修辞问题更是文学问题，表现为道德、理性、事理与语言形式的关系问题。

    中国文学中存在着意、象、言一体的阐释模式，语言是德行的表征，足可以表达事理与理性，也可以曲尽其妙地刻画物象，抒发情性，这样的修辞观或语言论使得中国文学从未在现实中缺场。刘勰《神思》篇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将语言和志气当作一体，本体性地来看待语言辞藻。钟嵘《诗品·序》中所谓“即目”“所见”“直寻”，既不同于直觉，也不同于现量，而是语言对事物的指示，于直接的显现中流淌诗意。到宋代杨万里，他依然论证着意、象、言之间的统一关系，彰显着语言对物象与事理的表达能力。近代的刘师培和章太炎在面临外国文学观念的冲击时，充分强调了汉字的指实性特质。刘师培《文说》中提出了注重文字、征实其事的文学主张，意谓文章形式由文字构成，文字必须“侔色揣称”——形容物色，予以命名，强调对事物的描写，而不去向外求索虚玄的境界；章太炎重温“修辞立诚”，从文字的发端来认识文学与事实、体制、情感之关系，主张“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这是基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学现代化尝试，并拓宽了现代文学观念的路径，即使在当下依然有着启示意义。修辞方面，存在着诸多智慧，如《春秋》五例，一字寓褒贬；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或以有限之语言体现无穷之意涵，等等。中国古代的语言认知论也值得重视，当今重视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与中国古代早期的审美智慧与精神高度一致。

    （作者：李瑞卿，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