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戍边”的理论与实践

    学术戍边，是指从事国家边疆、周边邻国和区域关系研究的人员及相关工作者，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区域安全而自觉承担的学术责任和职能担当。在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特色日益凸显为区域史研究的情况下，在环中国周边的国际关系已明显步入扑朔迷离状态的时期，发挥学术工作的戍边作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也更加紧迫。有关中国世界史学科分布特色的区域调研显示，地处中国边疆地区的高等院校及相关学术机构，均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国别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特色，诸如东北地区的日本、朝鲜半岛史和俄国远东史研究，东南与西南地区的东南亚史和南亚史研究，西北地区的中亚史与中东史研究等。

    为了不使该话题给人造成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觉，我们需要同时讨论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畛域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是指倡导和支持国家间为共同利益而开展更广泛经济政治合作的跨境指导原则。这无疑是实现全球一体化和大同理想的最美好目标，所以，一批以解放全人类为天职的志士仁人，在人类发展进步史上留下了一页页绚烂卓绝的篇章，可钦可敬。不过，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并不冲突。一般来讲，人们对家园的守护甚至为之献身的冲动，缘于世居某地者对该地或父母之邦的天然情感和深沉的爱。知识人对家国的保卫几乎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在东周时期，子贡挺身而出抵御齐国的行动，之所以能立收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之功效，也只是因为孔子一句并不抽象的话：“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然而，这种家国情怀，似乎并没有妨碍孔子及其弟子去终生追求他们心中的至高理想——“大同”伟业。（《礼记·礼运》）

    这几乎形成了一种传统。它方便人们理解，何以东汉的班超要“投笔从戎”，唐朝会出现像高适、岑参、王维、王之涣、王昌龄等一大批边塞诗人，以及南宋朱熹在为人类贡献出天人宇宙论图示的同时，又一定要通过《通鉴纲目》等学术利器来整顿“华夷秩序”，去“收拾旧山河”。近代以来，潜藏于国际法背后的强权政治，曾一度使中国的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遭受到严重的威胁。清人沈垚、张穆、龚自珍等知识人乃通过融接中西国际法理的学术工作，纷纷投身于边疆事务，大倡“回人皆内地人也”，并上疏安西北策，视新疆为内地，主张“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龚自珍全集》第一、第五辑）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横被倭祸，割地赔款，“四万万人齐下泪，举国何处是神州”的巨大悲情曾被康有为列举为以下事件：“日本蕞尔岛国，其地十八万方里，当中国之一蜀，而敢灭我琉球，剪我朝鲜，破我辽东，跞我威海，虏我兵船，割我台湾！”（《日本书目志》）他显然是针对总理衙门因循守旧、智慧衰竭进而导致丧权辱国的恶果说这番话的。他和千千万万举子不顾个人前途甚至身家安危而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运动，在唤起中国人近代化改革意识的同时，复将新学新政的导入视为解决内忧外患和边疆主权问题的首要选项，并为后来的“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立下了首功。然而与前贤无异，他们的领土主权意识，似同样没有妨碍其宇宙关怀和天下主义。（《大同书》）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有关中朝边境的“间岛”交涉问题。1907年，宋教仁到东三省，意外发现了日本欲利用合并朝鲜之机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阴谋。他于是发挥了其国际法和东亚历史的丰富知识，写出了一决中朝边境问题的6万余字鸿篇——《间岛问题》。“间岛”（中国从未有此称呼），是当年日本人和朝鲜人对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中国延边领土擅自单向的称谓，包括今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市。在《间岛问题》中，宋教仁首先厘清了所谓“间岛”的领土主权历史。他通过大量的文献，尤其是朝方文献，证实“‘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通古斯人之传来取得者，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人民亦无丝毫之关系也”。其次，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向为中朝两国天然边界，古往今来，早有定谳，毋庸置喙。最后，必须尊重康熙五十一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中朝划界的历史事实。他精心选用了两种朝方文献——《通文馆志》和《东国文献备考》，有力地证明了当时两国官员曾在长白山共立石碑并镌刻“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于石碑之上的历史事实。这些丝毫不违背国际法边界条约的史实使“间岛当为中国领土，其条件已完全具备”，于是有后人记录曰：（宋教仁）“精舆地学，曾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得之，间岛交涉，得以不败（1909）。清政府欲请先生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复谓：“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望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宋教仁只“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宋渔父先生传略》）然而，宋教仁成功的学术戍边工作，却并未成为之后中国涉外纠纷时可供效法的恒例。

    对此，《禹贡》杂志主编冯家升先生曾大为感慨：“东北四省，就历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几年前就在国际间宣传他们的‘满蒙非支那论’，可怜我国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反驳的。同时日本人为了实现此种基调起见，就雇用了大批学人专门致力于‘满鲜学’或‘满蒙学’，研究的成绩很能独树一帜”，“日人对于我国东北的研究，不论古今，不论哪一科，无不有突飞猛进的成绩。返看我国，事事落后，又事事颟顸，真不禁令人长叹息！按：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冯氏在如此复杂的心境下，甚至表达了下面的忧惧：“凭日本人对于东北研究的成绩，也可以把东北取走了。假使国际联盟注重学术上研究的话，凭我们临时作的几种小册子，是要失败的，东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禹贡》）他所说的“国际联盟”一事，指的是1932年的李顿调查团对日本霸占东三省事件的“国联”干预行动。在这一干预下，日本吞并东北的法理前提，已被根源性地取消。

    今天，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单方面挑起的“南海问题仲裁案”中，中国的研究队伍已表现出史上罕有的成熟度和学术制胜能力。而中国能最终实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首先是中国自古形成的“一”的观念，在国疆既有的“大一统”事实面前，早已凝结为不须讨论的哲学及其国家意志。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已集中表达了这一哲学及其国家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其次，中国自古已然的“协和万邦”理念即今天所谓“国际主义”传统，仍适合于当下的国际事务而远未过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应该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的世界性表达，而该表达能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则精准地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人类生存之道和全球价值。这意味着，以维护国家主权与保障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学术戍边工作，将成为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研究者们的长期任务和光荣使命。

    （作者：韩东育，系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