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谬解疑 揭示千年文史疑案

    【光明书话】

    姜剑云教授的《文史索隐——晋唐文学杂考》（以下简称《文史索隐》），是一部以考索为特色的学术论文集，正如作者所言：“作家作品的疑案，有待于考证；文史奇观的揭示，源自于考证。”其所收论文27篇，皆有疑而作，其学术性与创新性亦在纠谬解疑上，是近三十年来这方面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无考不发，博采旁搜

    《文史索隐》的内容有三部分：一是魏晋文学，重点考察傅玄、张华、张协、潘岳、潘尼、陆机、陆云、左思等，剖析其人格精神与文学思想，主要讨论了西晋文学的艺术审美思潮与审美风尚。二是晋宋之际的宗教文化与文学，考察的核心人物是谢灵运，重在对谢灵运涉佛诗文的考察与追问。三是中唐文学，重点考察中唐前期诗坛祭酒令狐楚与雅正诗派等。

    姜著在太康诗人身上着力，是因为多“聚讼纷纷的疑案”；聚焦谢灵运研究，是有感于关于谢灵运文学与佛学的研究“欠债太多”，在谢灵运研究中人云亦云者众，如隔靴搔痒，主要问题的迷案、疑案还没有整清楚，就夸夸其谈什么宗教与文学。

    《文史索隐》关于谢灵运研究的顺序分别是：谢灵运著述、谢灵运翻译《金刚经》、谢灵运润改《华严经》、谢灵运书画、谢灵运与钱塘杜明师、谢灵运与慧远、谢灵运与慧严慧观、谢灵运与“黑衣宰相”慧琳、谢灵运与“涅槃圣”竺道生、谢灵运与“头陀僧”昙隆。他在这些文章中，穷尽搜罗，去伪存真，对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譬如谢灵运与慧远的关系，谢灵运崇拜慧远，但是为何慧远却拒其于门外？对此，姜剑云认同“以心杂止之”的说法，而他对谢灵运“杂心”种种的深刻分析，从“精神人格”上来获得解释，得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

    作者的大部分专题研究，都是从做年谱开始的，探幽穷赜，并严格秉承“孤证不立”的考据学原则，这使他在文献难有新发现的窘境中仍有所获得，而钩深致远，慎究细辨，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形成了“旧典新释”的方法。在《令狐楚作品传流及散佚考述》中，作者考辨了令狐楚的十一种结集，深有体会地说，“正确评价一位古代作家，除了主要着眼于他创作的现存‘文本’之外，我们还必须‘知人论世’，了解他创作的‘过去’”，可谓得珠之言。在《左思〈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陆机〈文赋〉撰年疑案新断》等文中，所用之考索材料均在六个八个以至更多，内容充实、逻辑严密，文气充沛淋漓，有很强的说服力。

入情入理，以揣以摩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论“史笔”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史家如此，文学研究亦然。《文史索隐》的研究，同样很重视走近古人，在“同情”层面上获得情感和价值的体认，进而对文本深层内质“悟境”式超越。

    众所周知，西晋太康是一个“文学缘情”的时代。钟嵘《诗品》批评张华的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其实不只是张华，西晋文学的总体风貌便是如此。而作者认为，要公正评价西晋文学，涉及对“情”如何看的问题。西晋所重之情，乃众生普泛之情、自然之情，是那种已无太多政教色彩的一己之情，而非此前被儒家教化功利文学思想所规范了的“发乎情而止于礼”的“情”。他认为，太康文学“情多气少”，正反映了这一时期作家们独特的诗性精神与文学生机，而其袭故弥新与绮靡工巧，也正体现了他们积极高扬的文学精神，这也是太康“文章中兴”的原因。从“情”入，由“情”出，切中肯綮，反映了作者的艺术哲学眼光。

    作者致力于“太康重要作家生平考述与人格分析”，侧重于个人生活道路的深入分析与细致解读，从作家各自的人格精神上找到其风格的内在成因。譬如，作者认为张华“才奇勋著，名高望重”，是个“勇于赴义，笃于周急”的良臣，而其“亦道亦儒两面人格的奇妙统一”，正是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深层原因。潘岳是个受褒贬最多最复杂的人物，姜著观照透视了他的生活道路与人格精神，从“情”上予以客观评价，认为这是个“伤感诗人”“情多而略显气弱，情真而少藻饰，是一个诗性精神浓厚的文学家”。以作家的精神人格为研究出发点，《文史索隐》贯串以实证、考辨的方法，形成了“文献资料加人格精神”的行文风格。

有疑而作，求真务实

    关于晋宋文学，古人留下了不少经典评论，而这些评价通常被今人当作现成的结论沿袭引用，也形成了现代人现成拿来而不动脑筋的思维惰性。姜剑云因为从年谱做起，故常常能从中发现问题。因此，他有疑而作，而不是为写论文而写论文。

    作者对太康时期的几宗学术疑案新断，则充分显示了其深厚的考证功力。如《文赋》的作年悬案，历来争讼，归结为三种说法，即“二十岁”说、“二十九岁”说、“四十岁左右”说。而这些观点的持有者不乏姜亮夫、张文勋、夏承焘、逯钦立等前贤名家。姜剑云不乏“牛犊”之勇，又不是轻易否定陈说，而是旁征博引，排列已知条件，由已知条件进行逻辑推理，定《文赋》作于永康元年春月。他的这篇《陆机〈文赋〉撰年疑案新断》发表于《天津师大学报》，旋即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姜著新断疑案所提出来的相当有价值的意见，均建立在文献尽可能多的占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他严谨精确的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关于左思《三都赋》的撰写年代问题，学界聚讼纷纷而难有定论，姜氏不畏权威，敢于质疑，其《左思〈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曾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其文开篇列出关于《三都赋》成书年代的四种观点，接着，排列出尽可能多的原始材料共八则，以已知条件进行逻辑推理，反证陆侃如、姜亮夫、傅璇琮、牟世金几位先生的意见“不能成立”。最终得出结论：“左思《三都赋》作成于太康二年春季陆机归吴以后、太康三年正月张华出镇幽州之前。”

    概言之，由于姜剑云的研究从做年谱开始，避免了缺乏确凿有力实据的主观化推论的随便拿捏，也避免了缺乏思考与主见的人云亦云的学舌，形成了他研究的严谨特点与公正评判。

    （作者：王志清，系南通大学教授、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