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笔下的北京德国医院

    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是清末到民国北京城内最主要的综合性医院之一，1945年10月由著名医学家吴洁先生奉命接收，后改组为市立北平医院，即今北京医院的前身。关于该医院的历史，目前的中文著述主要有两部分：严欣久女士的《吴洁与北平医院》，发表在2006年1月的《传记文学》上；吴新生为其父吴洁所作的传记《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其中的第8章“在重重阻力下接收德国医院”披露了接收前后的大量细节。本文作者在国外发现了一批与之有关的德文档案类材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自传，及其子女的访谈记录等。这些曾在民国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医护人员，称得上是时局变迁的见证者，他们提供的一手资料应该具备“补阙”的史料价值。换个视角，以小见大，对完整理解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流也有帮助。

北京德国医院的创建、发展与接管

    1900年德国军队攻入北京之后，在使馆区内设置了一座战地医院，1904年又进行了扩建。该医院的建立与威廉二世政府“世界帝国”的野心有一定关联；或者说，它只是德国遍布各大洲的医院之一。以伦敦的德国医院为例，它于1845年10月15日开办时的动机很简单：对很多在伦敦东部过着贫苦生活的德侨来说，由于大多不会英语，求医问诊成了难题。因此，德裔牧师和医生们发起募捐，建立了一所设有40张病床、专为德侨服务的医院，但门诊部也对英国患者开放。1890年，德国政府的力量介入，该医院的规模迅猛扩大，病床数量激增至142张。1940年，医院内的德国人作为敌侨被集中至马恩岛进行拘禁，“伦敦德国医院”名存实亡，1987年正式被哈默顿大学医院接管运营。再如耶路撒冷的德国医院：1898年威廉二世访问巴勒斯坦地区时，承诺为当地德侨建立起一座医院；1904年，由一家波茨坦基金会赞助，先由德国领事出面在耶路撒冷买了一块地皮；1906年，慈善家约博曼捐助了100万马克作为建设经费。次年，在德国皇室和教会的共同支持下医院开始动工，1910年4月正式开业，普鲁士亲王和王妃代表德皇夫妇参加了典礼。1939年起，医院的主要建筑被英国人征用，为亲同盟国的“阿拉伯军团”提供医疗服务，1948年又被国际红十字会接管，为巴以战争的难民提供医疗救助。其他例子还有伊斯坦布尔的德国医院，1852年由德侨筹款建立，在驻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协调下，1898年大幅扩建并更名为“桂尔翰军事医学院”，此后作为战地医院直至一战结束，1941年又搬迁至安卡拉；以及1897年建立的圣保罗德国医院、1900年建立的意大利圣雷莫德国医院等。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时，院长埃德蒙·狄博尔在教会的支持下，将军用医院改为民用医院，由总会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新教女执事修会协管，最初住院部只有20个床位。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后，克礼在教会的邀请下赴京，与狄博尔共同担任德国医院院长。该医院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迅速：1923年，从青岛聘来了两位知名德籍医师约翰·格林和汉霍特·格林兄弟，分别负责妇科与眼科；次年起，斯图加特女执事修会陆续向医院派遣了大量护士，由于绝大部分病患都是中国人，有些修女还接受了中文培训，同时医院也在北京招募人员。1926年，住院床位增加到50张，按病房私密性、面积大小和设施水平等分为三等，收费也不同，第三等属于慈善性质，只提供给“真正的穷人”；但不同病房的治疗水平实际相当，所以常有富人为了省钱，主动提出想住三等病房，一般都会被拒绝。相较之下，穷人看一次病只需支付5角诊金，而富人和外国人则要贵许多。为此，护士们经常需要“甄别是否有富人伪装成穷人”。据蒙古裔作家策少贞（以德文著有自传性质的《老北京的浪荡子》一书）回忆，在20世纪30年代初，普通门诊的费用在3至5元之间，专家会诊需10元，住院费也是一天10元。他认为医院的收费标准不低，因为“一名中学教师的月薪也不过20至40元”。

    1933年狄博尔在京逝世，克礼独自承担了医院的领导工作。同年纳粹上台，开始影响医院的氛围和人事结构。纳粹党员身份的医生科赫和史悌福最先抵京，此后又有纳粹倾向不明显的医生沃尔夫、艾克特和胡佛加入。克礼尽量保持了医院的政治中立，直到他于1938年逝世。日占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英、美、法背景的外国医院都被日军接管或关闭。由于德、日、汪伪之间的同盟关系，德国医院的经营并未受到干扰，而且在硬件水平上继续提升，购入了许多先进设备。不过，1941年起的通货膨胀使许多医护人员的日常生活出现困难。1945年日军投降之后，美军比国军先进入北平，德国医院附属的军官住宅全部由美军占领。此后的接收过程，中方材料记载得比较详细：10月13日，北平卫生局局长韩云峰发出训令，派吴洁前往接收德国医院。当吴洁向德籍院长提出将医院物品登记造册时，对方“以一些医疗器械属私人财产为由，拒绝交出”；吴洁对德籍医务人员的安排，对方亦“找了种种借口推托或婉拒”。吴洁兢兢业业地解决了这些困难，“把上交来的财物、医疗器械整理得清清楚楚，甚至一把钳子、一卷纱布，都要登记造册”，并利用自己在医学界的人脉和威望重建了优秀的医师队伍，扩大了医院的规模，“专门为平民开了病房，设在主楼后的西北位置，是一间20张床位的病房，这也是过去所不曾有的”，使其“成为当时北平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最大最好的医院”。但是，上任还不到1个月，吴洁就遭遇了一起“通天”的告状事件：护士们联合了10多个国家的69位公民，由当时北平救世军秘书长陆玮出头，以“北平外侨团”的名义，于1945年11月7日上书宋美龄，反映接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吴洁在给政府的回复中，不仅解释了接收医院的充分正当理由，还就医师、护士待遇等问题做了说明，如“查修女资历均为普通中学程度，并未受过任何正规护士培训，如按我国护士会规定，只能予以护士助理员职务”等等。

    吴洁主导的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德方人员的利益，招致了后者的严重不满，反映在其日记和回忆录里。据护士长沈亚拿回忆，1945年10月15日，“主事者的外甥”张博士向她传达了政府将接管医院的决定。吴新生在书里说，当时吴洁“已离开北平多年，对北平已很不熟悉……就临时找了几个亲戚，包括曾在警察局任职的非嫡亲外甥何延镇，药学讲习所毕业、多才多艺的侄女吴慧珍，以及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内弟张锡璋和其他几个介绍的人，陪同他去德国医院接收。利用亲属和熟人参加他的工作，可以说是他这一生唯一的一次”。所以，沈亚拿应是把张锡璋的身份与何延镇弄混了。她还说，新院长决定扩大医院规模，增加了20名医生，一起在4间诊室里工作。原有的17名德国护士都被暂时保留，又增加了40名中国护士，但护士们的待遇大大下降。这与中文材料基本一致。值得玩味的是，有几份材料提到了医院接收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和腐败行为。如护士拜哈在日记中称，她们想离开中国，但护照不被政府承认，只能留下来等待遣返，但宿舍却被腾给了别人，需要自行解决住处；原护士长被解职，护士们在新护士长领导下继续工作，待遇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更糟糕的是，随着大量与管理层沾亲带故的人员入驻，医院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原先整洁的病房变得乱糟糟的，各种设备渐渐地不翼而飞，有一天连清单也不见了。库房里的大量药品和食物储备也被偷光了，并出现在黑市上。她们向上级报告了这些事，却没有得到回复。1946年6月起，至1947年4月止，德籍医师和护士们分批次登上了返回德国的轮船。

    对德方当事人来说，被接收和被遣返均为极不愉快的回忆，不免添油加醋、丑化对方，例如据中方档案记载，沈亚拿不是被解职，而是“由护士长升任护士监察员”，新的护士长杨友凤女士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为新中国的护理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克扣护士”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护士们提到的腐败行为却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国民政府官员把“接收”变“劫收”，乘机贪污、盗窃、倒卖，中饱私囊的案例在史料中比比皆是，如参加京沪地区敌产接收的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邵毓麟就汇报说“行政接收情形极坏”。中文记载中强调，吴洁是韩云峰再三斟酌才选中的合适人选，因为“许多人视接收德国医院为肥差，跃跃欲试”。

    吴新生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不懂如何玩政治手腕”，换言之，吴洁虽然廉洁奉公，但在全国上下“大发接收财”的氛围下，可能很难完全掌控下属的情况。

“埋骨北京”的两位德籍院长

    狄博尔1871年8月7日出生于斯图加特附近的小镇维德尔恩，其父海因里希是一位教师。在家庭熏陶下，狄博尔的两个哥哥都成为路德宗的神甫和教师，他本人也从小深受新教教义的影响。1896年，他在图宾根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0年以教会医生的身份赴华，并在青岛“普通福音新教传教协会”（AEPM）的资助下创办了一座为中国人服务的“法伯医院”。此外，他也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由于医术精湛，名气越来越大，大量病患从全国各地慕名求诊，他抽不开身，甚至不得不辞去教会医生的职务。1906年，他的前助手、法伯医院院长威克因故离开青岛，他又亲自接管了医院的管理工作。同时，他还兼任清朝海关的医师。1908年，他返回德国继续深造，次年通过“德国公务医生”考试，并在马德堡担任妇科权威托恩的助手。1913年，在北京“德侨医学协会”的邀请下，狄博尔再次入华任德国战地医院的院长，并于1917年将其改为民用。中国对德宣战之后，狄博尔凭着他协和医学院讲师的身份，免于遣返。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北京，直至1933年3月8日病逝。他的首任妻子在婚后不久便去世了，1914年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任妻子史悌福并育有一子海因茨。他也是北京大学的兼任校医；在1932年起的毕业纪念册上，他被称为“狄博耳”或“狄伯尔”，以与外文系一名住在东城西石槽二号的德国讲师“狄博尔”作区分。

    克礼1869年5月25日生于普鲁士的希尔西贝格市，该地区如今已属波兰。其父奥托是当地一家造纸厂的厂长。1888年克礼高中毕业后曾短期参军，因脚伤复员。此后，他先是在柏林大学旁听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发现自己都不感兴趣，就转到基尔、慕尼黑、弗罗茨瓦夫等地学医，最后在吉森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执业医师。他无意留在德国，先在伦敦德国医院工作了3年，又想去纽约德国医院而未能成行，最终决定去香港与名医吉拉赫一起合作。他在香港结识了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的创始人宝隆；在后者的邀请下，他于1903年前往上海，在同济医院行医，又在德文医学堂讲授“病理解剖学与组织学”等课程，并于1912年起参与“同济医工学堂”的校务管理工作。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克礼持外交护照被遣返回德国，并在西线担任德军高阶医官。1921年中德重新建交，次年，克礼以使馆医生的身份赴北京，并与狄博尔一起任德国医院的院长；同年起，他也兼任北平中央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1924年起又兼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今北大医学部）的儿科教授；此外，他还常年担任北大校医。克礼1938年9月14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留有3名子女：长子文策于1903年生于上海，1915年转至北京读书，1922年考入同济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和上海生活多年，留有关于父亲的长篇口述材料；次子克劳斯和女儿贝阿特年纪稍长后回德国接受教育，分别于1934和1935年获得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硕士学位，他俩与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是好友，后者在1937年赴中德学会任职的前几年常去希尔西贝格拜访他们。

    有一个小插曲：在狄博尔和克礼的共同领导下，医院发展得很快，但两人在数年之内矛盾不断，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工作氛围，妇科医师约翰·格林不堪其扰，选择离开北京，前往沈阳从业。1930年，其兄弟汉霍特也转至天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汉霍特的妻子伊姆加德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上发表文章，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性汉学家，晚年写作了关于在华生活的回忆录；他们的儿子林懋作为傅吾康的得意门生，1953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与导师一起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汉堡学派”。两人的矛盾似乎也可以理解：狄博尔是虔诚的新教教徒，逝世前始终担任北京教会的顾问；克礼则非常世俗化，有时甚至拒绝教会对医院工作的过度干预，他更乐意“融入”中国社会——在其子女的人生选择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他能够成为近代史上几起大事的见证人，“克礼”之名也与多位学者、要人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孙中山和梁启超。

两位院长交往过的近代名人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因肝痛自津抵京就医，狄博尔、克礼立刻至其下榻的北京饭店，初步诊断为肝病，但未下具体定论；1月5日，7名医生（德4美3）会诊，推克礼为主任，定的方案是“施行割治”，但孙中山本人对病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只同意克礼以内科方法保守治疗。1月23日，克礼发现其眼球发黄，知道是病情加重，力劝住院治疗。1月26日入协和医院，由克礼、刘瑞恒、邰乐尔等人组成医疗小组，仍以克礼为组长。从1月27日到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克礼每天都亲自记录病情变化，签字后交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将形成的文件翻译成中文，于3月12日以《德国医生克礼关于孙中山肝病治疗经过》为题发表，并收录入葬事筹备处出版的《哀思录》。克礼所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为：“孙博士今晨九时三十分安然而逝，神志清明，临终不改。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嘱咐，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孙博士遗体以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克礼医生，三月十二日。”克礼的长子文策从其父处得知，孙中山本人就是医生，所以对癌症的认识很清楚，能冷静面对自己病情的发展。他还提到，孙中山逝世前几分钟，追随者们要求他立下遗嘱，克礼亲眼看见他挣扎着“在一张纸上划了几笔……绝对没有后来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遗嘱内容那么长”。克礼显然是对孙中山三份遗嘱的订立过程缺乏了解：《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已在2月24日签了字，而临终前“补签”的这份文件，乃是最重要的《国事遗嘱》。对于《国事遗嘱》的订立和签字过程，国民党元老们有不同的回忆；而克礼作为主治医师和目击者，其记录应比较可信。

    克礼的名字在梁启超家书中频频出现，是1926年1月后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之后的事情，而且看上去两人很熟悉。克礼嘱咐他精心休养，但他在2月初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他虽然觉得“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但过了几天还是听了克礼的话前去检查，并且开始住院。媒体报道之后，去德国医院看他的人络绎不绝，他说“我很想立刻出院，克礼说再住一礼拜才放我”。3月份，他决定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以及协和的外科医生们一起研究，讨论方案。8月份，梁启超在天津尿血症复发，伍连德看了他的小便后很担忧，入京与克礼详细探索病情，又向他反馈了探讨的结果。1927年2月下旬，梁启超6个月大的第十子梁思同（昵称“小白鼻”）得了肺炎，先是在清华住院吃药无效，25号请同仁医院的医生看过“还说绝不要紧”。当晚十一点病情加剧，梁启超“电召克礼”，克礼深夜赶到，一看就说“正是现在流行最危险的病”，“恐怕保不住”，当即带着孩子跟他回医院，但孩子还是在当晚不幸夭折。梁启超悔恨不已，说是被“日本医生所误”，又说不该“被清华医生耽搁了三天”。后来第九子梁思礼也病了，“幸亏发现得早立刻去医，在德国医院住了四天……完全安心了。克礼说若迟两天医也危险哩”。4月，梁启超因接受手术满一年，前去协和复查，听了医生的意见后，他为了放心，又找克礼核实。

    狄博尔抵京时间比克礼早，所以在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期就享有盛名，最推崇他的人之一就是鲁迅。1917年，周作人病重，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忧心忡忡，四处告贷，为其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长兄“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1925年，鲁迅写小说《兄弟》时，也以狄博尔为原型塑造了一名“普梯思大夫”；对此，周作人说：“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五元出诊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

    接受过狄博尔诊治的名人还有罗素和溥仪。1920年的整个冬天，罗素在北京度过，次年3月14日他到保定育德中学演讲，坚持要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大礼堂脱掉大衣，结果回到北京即发高烧。担任罗素在华接待人的赵元任心焦如焚，安排罗素住进德国医院，请狄博尔尽心主治。3月26日，罗素左右两肺发炎，身体极为虚弱，另一位德国医生艾瑟认为罗素情况不妙，同在北京的杜威还为他拟好了遗嘱草稿，罗素挣扎着潦草签了字。在病床上，罗素叫着赵元任和杜威的名字说：“我希望我所有的朋友都不离开我。”在狄博尔的精心治疗下，4月17日起罗素居然脱离了危险，并逐渐恢复了健康，尽管当时伦敦报纸已经登文说“罗素病逝于北京”。狄博尔为溥仪看病始于1920年12月，当时溥仪右手生疮，按太医的意见，在手腕上缠红线，并服“菊花饮”，并无效果，于是庄世敦建议他请西医诊治。15日傍晚，狄博尔入紫禁城，为溥仪进行了简单的外科处理，过了几天便痊愈了，从此获得溥仪信任，常被其召进宫看病。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打算去日本留学，凭着之前与狄博尔的交情，先装病、由庄世敦陪同躲进德国医院。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抓捕，也至德国医院避难。整个民国时期，在德国医院治病或者避难的人物还有很多，如潘复、钱玄同、朱自清、林纾、罗瘿公、杨昌济、余叔岩等。日军占领北平之后，宋哲元下令撤第二十九军至保定，将晋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一时之间，张自忠成为众矢之的，各大报刊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8月6日起，张自忠为不做俘虏，偕副官躲进了德国医院，随后又转移至美国友人福开森的家里，直至9月3日才逃离北平，抵达天津。王锡町是第二十九军中与张自忠有多年袍泽之谊的战友，作为南苑右地区副指挥官，也在7月28日被炸成重伤。次日，日军在全城绘影悬赏，对其进行缉拿，王锡町也隐身德国医院养伤，直至伤愈后，削发化装成僧人，逃出北平追赶部队。这些例子，对客观认识德国医院（尤其是狄博尔和克礼在任时）在中德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有直观的帮助。

    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与现在的“专家坐诊”无二。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张中行调侃说，“还是郑大夫方便、实惠”，不用跑远路。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据德方档案，二人先后入葬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迤东”的德国墓地。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已初具雏形。1929年时，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规划已经相当完善，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1952年，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笔者曾至外侨公墓、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如今谈这段历史，也是希望两位“埋骨中国”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

    （作者：贾长宝，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