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七年时间或许只是一瞬。但对一个民族而言,七年既可以用来谋求独立与发展,也可能使国家陷于动荡与混乱。回望七年前的中东,西方的描述是“形势一片大好”。骤起于突尼斯的自焚事件,如蝴蝶效应般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引起连锁反应。就在本·阿里被迫放弃23年突尼斯总统生涯,并于2011年1月14日深夜飞往沙特的11天之后,1月25日,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街头,埃及民众也随之爆发了一系列示威、游行、集会、骚乱、罢工等反政府活动。很快,执政长达30余年的中东强人穆巴拉克失去政权。
埃及之后轮到利比亚。半个月后,即2011年2月16日,反对派开始示威活动;2月18日,反对派控制了该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大部分地区。随后内战爆发,北约大国相继介入,曾经富饶的利比亚陷入一片焦土。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也门爆发起义,内战全面爆发,“萨利赫时代”终结;巴林王国的示威民众与王室军警发生冲突;同年3月15日,叙利亚首都及各大城市反政府示威此起彼伏,在外国势力干预下迅速演化为血腥的全面内战,一打就是七年。
阿拉伯人民得到了什么?
判断包括“阿拉伯之春”等社会革命究竟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导致社会退步的唯一标准是:本国人民在“革命”之后的处境是否优于“革命”前。不妨以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为例,管窥全豹。
曾经,与意大利隔海相望的突尼斯,被称为地中海的小罗马。兼具欧陆风情与阿拉伯神韵的建筑、舞蹈、雕塑点缀着这个地中海南岸的明珠。长期以来,其人民生活水平远高于非洲邻国。它的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磷酸盐、铁、铝、锌等已探明储量相当可观。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古便是衔接北非大陆东西两端以及东西地中海的贸易通道,在当代日益繁荣的国际转口贸易中更是独占鳌头。它的旅游业发达,成千上万的世界游客年年到访,或徜徉在古迦太基城的遗址旁品读历史,或漫步于夕阳西下的海滨逐风戏浪。
然而,这一切都已化作尘埃,归于历史。突尼斯再也没能岁月静好。当首都的战火渐次平息后,新总统马尔祖基巡视首都时,遇到大批的示威者冲着他大声喝倒彩并高呼“滚开”。无独有偶,在突尼斯南部的重镇卡瑟里内,人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欢迎”来自首都新政府的代表团。更糟糕的是,突尼斯民众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另一座曾被誉为“革命摇篮”的城市加夫萨,曾以开采磷矿而引以为豪,可如今,“革命”给当地人带来的除了贫穷就是失业——高达40%的失业率远超过2011年以前的最糟纪录。这种情况又何止发生在加夫萨?突尼斯全国的失业率都在20%以上,远远超过了“革命”前的平均水平。
突尼斯民众如梦初醒,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先得有饭吃,才有民主,投票也才有意义。否则,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饱,手里的票投来投去,投出来的都是那些有钱人,可他们却没有一个关心我们的死活”。这段话后来成为研究中东转型国家经济与政治互动规律的经济学家们时常引证的论据。客观地说,相比至今仍战乱不已的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的情况已经算好的了。
西方国家学到了什么?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笃信“历史的终结”,开始凭借超群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向全世界武装输出民主。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新干涉主义,以“反恐”为名,强行介入中东地区等国家内部事务,推广所谓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
2011年前后,就在中东“阿拉伯之春”乍起之时,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从伦敦到巴林(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再一次一片欢腾。对美国而言,这是让大中东地区实现所谓民主化的大好时机;对自以为已无安全威胁之忧的欧洲而言,全力以赴干预、推动中东民主大变革,正是向全世界凸显欧洲影响力、普及民主范本的绝好舞台。
然而,西方的干预及其支持的“颜色革命”,不但没让这些国家收获“民主改造”的果实,反而使它们陷入无休止的混乱,政局接连动荡、经济持续恶化、教派和部族冲突凸显,最终引发愈演愈烈的难民潮以及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令欧洲不堪其扰。
2015年9月初,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在逃往希腊的海路上溺亡,尸伏土耳其海滩,让全世界为之悲痛,也让本以“道德制高点掌握者”自居的欧洲人在道义上蒙羞。不过,相较于难民事务对西方道义力量的损害,更糟糕的是,难民潮也在冲击着欧洲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和秩序,刺激右翼排外势力抬头。同样糟糕的是,随着东地中海地区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国际恐怖组织对西欧各国的渗透,公共安全问题以一次比一次更为惨烈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形式,向欧洲人敲响警钟。欧洲人也不得不静下来想一想:这场“革命”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他们又应该学到什么?
七年时间过去了,在中东强推的西方模式所导致的后果有目共睹。一国的发展道路选择,要从本国国情和民情出发,由本国人民自主决定,别国任何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同样重要的是,一国不能一再错失发展和变革的机遇,否则内部积累已久的问题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所利用,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
(作者:王鹏,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