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遗民诗人的心态

    明末清初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包含了令后人咀嚼不尽的文学与文化资源。其中，站在文学研究的立场，从文艺生态学和文化心理学视角审视这一时期遗民诗人群体的心路历程和创作心态，将对这一诗群获得崭新的认识。三百多年过去了，当我们捧读他们的诗歌作品，考察其心路历程，体味其身处“天塌地陷”时代的特殊心境，使得我们对于三百多年前的这一特殊群体充满了无限悲悯和敬意。

    清初遗民诗人的心路历程和心态呈现，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取向，即耻事新朝、志在恢复的烈士心态，怀念故国、悲歌当哭的孤臣心态，壮心消退、放逐行迹的隐士心态和牵念故乡、心属故地的游子心态，这数种心态皆与明清易代的巨变紧密联系。

耻事新朝、志在恢复的烈士心态

    明清易代之时，面对异常激烈的民族和阶级矛盾，士人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在此情形之下，腆颜事敌、投降变节者有之，玉石俱焚、杀身成仁者亦有之。易代之后，部分士人虽生活在新朝，却耻为新朝所用，其人其节与杀身成仁者同。像顾炎武、阎尔梅、方以智、屈大均、王夫之、冒襄等人，鼎革之际都曾参加过实际的抗清斗争。当清王朝统治逐步稳定后，他们坚决不仕新朝，且时时系念故国，表现出凛然气节。我们以冒襄为例，略加说明。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在明清之际政坛、文坛均有着深广的影响。他是崇祯朝重臣冒起宗的大公子，明亡后，冒起宗“自以世臣乔木，不获攀髯上升，惟祝宗祈死。家居十年，足迹不出，所著《经质》二卷、《史拈》三卷，盖皆暮年排日消遣之作，实则胸中五岳至不平也”（冒广生《家乘旧闻》）。冒起宗义不降清，给冒襄带来了深远影响。清兵南下时，他在扬州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又避难浙江盐官，一百多天中“皆展转深林僻路，茅屋渔艇，或月一徙，或日一徙，或一日数徙，饥寒风雨，苦不具述”（冒襄《影梅庵忆语》）。间关归家乡如皋后，又与钱谦益等隔江南北呼应，支持海上张煌言、郑成功的复明运动（事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在这一切均遭挫折后，他坚拒清廷征召，隐居水绘园，过着清贫而自由的生活。徐倬《赠冒辟疆征君序》说他“时时赋诗……大都不合时宜，方寸之间，隐然有不平之气”。冒襄诗如“沐浴四朝怀古日，崎岖异国剩残身”（《步韵寿友人八首》其二）、“羁栖憔悴不堪问，遥忆家园隔万军”（《思乡》），都是此种乱后心态的流露。另外，如湖南遗民郭都贤在明亡之后，也曾一再痛恨自己苟且偷生，有“国难几回惭后死”（《被命五首》其一）之句，并说“到底一沟能割楚，从来三户足亡秦”（《被命五首》其三），复国壮心溢于言表。

怀念故国、悲歌当哭的孤臣心态

    中国传统士人对于自身进退出处非常看重，认为它是事关品行名声的大节，不可稍有差池。明清之际的易代之祸，尤其又是外族入主中原，使素重“夷夏之辨”的士人们认为是亘古未有之“大变”，在此等“大变”面前，何去何从，不单事关政治立场的去取，更是人伦道德的抉择。事实证明，一些士人在此问题上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如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李雯等。但更多的士人选择了坚守，他们坚定地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士人最可贵的道德操守，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屹立不倒的中流砥柱。这在清初遗民的躬身实践及诗歌创作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坚定地认同已经不复存在的故国文物。故国既已不复存在，恢复的希望也极为渺茫，然而人格的坚守还在继续。故国之思是经历了明清易代巨变的士人们的普遍心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郭都贤、陶汝鼐、黄周星等都具有代表性。如郭都贤充溢于诗中的情思，多为怆怀故国之感。诗人在《寒霜十感》“诗序”中曾说：“国难在疚，目裂魂消，自夏徂秋，奄奄如泉下人，不复向笔墨作生活矣。复感寒霜，悲歌当哭，言之长也。”诗人“悲歌当哭”，故国情思充溢于大量诗作中，令人不忍卒读。

    故国情深，历久不移，苦吟诗人吴嘉纪或许更为著名。《陋轩诗》中表达身处乱世的漂泊流离之感、家国兴亡之感，乃至故国旧君之思的作品，尽管由于清初政治形势之险恶、文网之酷密，大多已被删去，但透过这些留存至今且经过改动的为数不多的诗句，我们依然可以强烈感受到这批遗民诗人萦绕心中的故国旧君之思。《过史公墓》《拜曾襄愍公墓》《谒岳武穆祠》《玉钩斜》《登清凉台》《泊船观音门十首》等，均为哀时伤乱之作，以悲怆感怀的笔调，悼念故国。另外，如《一钱行，赠林茂之》亦借物兴叹，一表友人心系故国的苦衷。诗中“林茂之”即林古度，亦为清初遗民，虽年事已高，贫病漂泊，但一枚万历钱却随身携带五十年，故国情深，挥之不去。

壮心消退、放逐行迹的隐士心态

    清初遗民诗人大多走过了这样的历程：鼎革之际多参加抗清军事斗争，及至新朝政权稳定之后，恢复日渐无望，怀念故国，踟蹰无聊，壮心消退，转归隐逸。因此，这一群体成员中弥漫着的浓厚隐逸情调，乃是最为突出、普遍的心态表现。山左遗民诗人徐夜具有典型性。

    徐夜的家庭与当时许多遗民一样，都属世家大族，而这样的家族在明清之际被创尤剧。早在明朝亡国之前的“壬午之变”中，徐夜的伯父、叔兄、叔嫂及子侄多人被杀，他的母亲也被逼投井自尽。时徐夜29岁，从此即弃诸生。不二年，明朝灭亡，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徐夜便立誓隐居，做故明的遗民。山河易主，徐夜归隐，但隐居实非徐氏所情愿。其《秋末杂感》有句云：“出不成名居不隐，闲将心力数归鸦。”不得已而归隐的无可奈何的心曲表露无遗。这大概只是刚刚归隐时的心灵波动，隐居时间久了，壮心也渐渐销蚀殆尽。徐夜赠顾炎武诗最能表达其隐逸心态：“故国千年恨，他乡九日心。山陵余涕泪，风雨罢登临。异县传书远，经时怨别深。陶潜篱下意，谁复继高吟？”（《九日得顾宁人书约游黄山》）心藏国破家亡的大恨，却只能追步采菊篱下之陶渊明，隐痛、不甘和无可奈何隐含其中。

    隐士心态是清初遗民诗人中最为普遍的心态表现，张光启、徐振芳、王弘撰、赵士喆、董樵、王夫之、孙枝蔚等人诗中也时时有所流露。

牵念故乡、心属故地的游子心态

    明清之际持续数十年的战乱，造成了社会的空前大动荡，包括明遗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因此，渗透在遗民诗歌创作中浓厚的牵念故乡、故土的心态有其必然性。游子心态在旅居江南的秦地遗民诗人孙枝蔚身上体现最为充分。

    作为寄居他乡的客子，孙枝蔚的诗歌创作中洋溢着浓厚的思乡之情。孙枝蔚居扬州，筑室曰“溉堂”，取《诗经·桧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鬵”，即寓居不忘故乡、常怀西归之意。陈维崧《溉堂前集序》云：“今年孙子年四十余……而身之为客也。然犹时时为秦声，其思乡土而怀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尤侗《溉堂词序》也道：“盖先生家本秦川，遭世乱流寓江都，遂卜居焉。每西风起，远望故乡，思与呼鹰屠狗者游。”溉堂虽居扬州，但时时操秦声，对故土一刻也不忘怀。他曾一再写道，“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溉堂诗》），“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赠邢补庵》）。清代初年，寓居江南的秦地诗人仅据溉堂《张戒庵诗集序》可知，即有张晋、李楷、张恂、雷士俊、韩诗、东云雏等数人，另外还有此文未提到的王弘撰、杜恒灿、张谦等。这些秦地文人，尽管不全是遗民，但溉堂的思乡曲，实际上唱出了清初流寓江南的秦地文士的普遍心声。

    清初遗民诗人的诸种心态，是一种群体的流露和展示。就具体诗人而言，或侧重呈现某一心态，或同时杂糅展现多种复杂心态。同时，遗民诗人创作心态的表现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当然，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群体，清初遗民诗人有着极其复杂的心路历程，呈现出多种多样、复杂莫名的创作心态，绝非上述四种心态所能囊括。

    （作者：张兵，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