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书画描出多彩贵州

    【艺境观象】

    贵州由于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绘画艺术的发展比中原和江南晚了许久。明代杨龙友的画曾得到当时包括董其昌在内的众多士林名人的高度评价，他的《秋林远岫图》中雍容的线条，舒缓的笔意，将贵州的山水画得如此灵动，成就了雅致挺秀的一派古意。明清两代，贵州画家多以山水、工笔见长。姚茫父诗书之余，精研六法，提倡新文人画，可谓一代通才。抗战期间，很多艺术家将新颖的形式和观念带入贵州，贵州美术、书法从此进入了与现代美术接轨的征程。新中国成立后，贵州有了刘知白的泼墨山水，清奇明丽，大气磅礴。随后李昂的《苗女》等油画作品推崇写实风格，让学院派画家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而贵州的版画，既吸收了国画的线条优势，又融汇了油画的写实传统，跳出“形”的束缚，更加追求“意”的表达。

    元明时期贵州书风大盛，张三丰、王守仁、杨慎、张翀、郭子章、邓子龙等都是贵州知名的书法家。贵州有《诸葛碑》《济火碑》《姜维碑》《卢丰碑》《严季男碑》等碑刻记录，遵义凤冈的石刻亦显示了贵州当年书法活动之盛。但由于地域条件所限，贵州许多卓有成就的书法家终身湮没无闻，作品流传至今的甚少。

    在原始之初，由于自然条件艰苦，贵州有了野性十足的山地文明，大山的簇拥造就了贵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多彩贵州”因此而得名。世居少数民族在此保留了珍贵的多民族文化，屯堡“群落”又吸收了汉文化的精髓，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丹霞胜景让人流连忘返。贵州现有文化的状态，亦如自然风貌一般，“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这种包容的多样性使得贵州以一种敞开的胸怀，千百年来不断接受外来文化的浸润，这种胸怀正契合了当下文化自信的价值取向。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贵州各族儿女的奋斗历程中，发生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涌现了一批批勇立潮头的时代人物，绘就了一幅幅砥砺前行的壮美画卷。这片充满神奇魅力的文化沃土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艺创作源泉，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成为贵州人民的共同期待。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文化厅、贵州省文联组织实施的多彩贵州大型书画“双百”创作工程应运而生，艺术家们用“100件美术作品、100幅书法作品”再现贵州的历史画卷和时代风貌，描出贵州气派，写出贵州精神。

    在200幅作品中有描绘历史文化的作品《亚鲁王》《海龙囤与平播之役》等，再现了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气概；描绘民族文化的作品《苗寨笙歌》《稻香鱼跃侗家情》等则将贵州特色印上中国气派；《加榜梯田大峡谷》《尽展奇观万峰林》等作品表现出贵州的旖旎风光；《蕨类活化石桫椤》等更是聚焦史前文化魅力。刘洪彪、陈洪武、戴明贤、陈加林等当代书家也尽情挥毫，将胸中的贵州做了全新的阐释。此外，遵义会议、娄山关之战等红色文化和阳明文化、山地文化，“天眼”工程和毕节创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遵义花茂村发展山地现代高效农业、贵广高铁建成通车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都汇聚在这些作品中。或大气磅礴、气韵浩荡，或温婉细腻、情感隽永，呈现出风格各异、形式多样、情景交融的艺术气象。它们以精湛的文化表现形式和丰富的艺术语言，凸显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风貌，展现出贵州恢宏的历史发展进程，内聚贵州力量，外示贵州形象。

    参与的创作者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又有德艺双馨、勇于创新的书画艺术领军人物，同时也不乏后起之秀。艺术家们数次深入贵州采风，追根溯源，以心达情，以情达景。“双百”工程也使得众多艺术家在对主题的提炼表现过程中，找到了自我与国家历史印痕、与民族精神记忆关联的使命感。笔耕不辍中，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崇高情怀和使命担当。

    从画布到雕塑，从山水到人文，从平面到立体，对贵州的美术发展来说，“双百”工程就像一个里程碑，承接着过往的优良，又开拓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无论是风云激荡还是传承有序，贵州都用包容的精神将贵州文化写进中国故事。

    “我们一直在做铁杵磨针的艰辛工作，但不能只是磨针，还要用针绣出能绽放于神州大地之上的多彩之花。”贵州美术家协会主席谌宏微表示，“双百”工程填补了以美术形式完整讲述贵州故事的空白，是贵州美术史上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的重大突破，是贵州建设多民族文化强省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美术家们将不负桑梓，在新的起点上抓住新机遇，开创新局面，用美术形式提炼、弘扬、展示贵州，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艺作品，续写新时代贵州发展新篇章，为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李晶，系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