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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4日 星期日

    中国经济:新时代 新思维

    演讲人:李稻葵 演讲地点:清华大学 演讲时间:2017年11月

    作者:李稻葵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4日 06版)

        李稻葵 清华大学教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和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届本科毕业生、获学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模式及制度变迁研究。

        广东珠海,港珠澳大桥周边城市风光。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大场基地的总装车间内,正在进行批量生产总装的ARJ21飞机。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挑战,需要用什么新思维去应对,这是我想和大家交流的话题。

    新时代中国经济三大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认为,这个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三个新特点。

        第一特点是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和储蓄过剩。现在随处可见的共享单车几乎是一夜之间蹦出来,它反映了中国人生产自行车的能力很强。目前,我国自行车的生产量至少占全球一半以上,而且生产能力还有余。目前,中国经济实体经济规模为5.5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2001年,本世纪初时,美国的实体经济是我们的3.7倍,日本的实体经济比咱们还高一点。但现在,我们实体经济的规模是美国的1.3倍。

        当今中国经济的储蓄非常多。清华大学团队花了13年时间,研究了北宋、明朝、清朝的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发现从北宋到明朝、清朝,增长速度每年也就是0.3%左右,当时储蓄好的年份是3%。

        储蓄非常重要,它是经济增长之源。1868年日本才开始明治维新,而在1894年就开始和中国打仗了。按照《马关条约》,清政府赔给日本的银两,相当于日本每年财政收入的6.8倍,对日本工业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储蓄。中国的储蓄大部分是百姓辛辛苦苦攒出来的,股民朋友也是中国储蓄的重要贡献者。另一方面,企业储蓄比重比百姓的储蓄还多。目前,中国整个的国民储蓄一半以上是企业储蓄。

        我们不仅储蓄高,而且这个储蓄在国内还没有用完。尽管现在中国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非常高,增长速度一般都超过了整个GDP增长速度。2016年是经济增长速度不算快的一年,但是固定资产增长速度仍然超过了8%。尽管很多人批评中国经济存在投资过度的情况,但即使这样,还是没有用完我们的所有储蓄。怎么办呢?于是就出现了资金出国,一部分钱借给我们的“穷兄弟”,比如中国去埃塞俄比亚修铁路并暂时获得经营权,这部分资金就是来源于整个中国人民的储蓄。

        此外,中国一年有1.2亿人次出国旅游,接近全国人口的1/11,一些人还出国去买房子,这些现象的本质也是中国储蓄的外流。按照经济学原理去分析,过剩的储蓄通过什么形式消化?一定是我们的产品自己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了,才出国去买。这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为贸易顺差。

        在新时代里,中国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要素相对成本的大逆转。

        现在的中国劳动力价格已经上涨,但资本和资金依然相对充足。一些重要的电器生产商已经开始用无人车间,在车间里见不到人,全是机器。快递业也方兴未艾,20年前送快递是蹬着三轮车,现在是汽车、厢式火车,甚至是高铁、无人机。这些变化实在不可想象。

        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但是,资本存量,也就是设备,正在以300%以上的速度增长,可以发放贷款的银行资金,也就是存款,涨得更快。如果算上贷款,那就是7倍以上的增长。这说明我国的劳动力贵了,但资本已经不贵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我们已经不是一个资本和资金短缺的国家,相反我们是资金和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

        土地价格过去十几年翻了一番,土地价格上去了,资本的相对成本下降了。此外,获得技术已经不难,资本不再短缺。现在已经有公司在试验用无人机送货,同样说明中国经济的技术获得能力已经很强,技术不再那么昂贵,中国的发明专利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

        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第三个特点是,国民的需求高端化、多元化。

        一旦国内满足不了高端需求,消费者就会出国消费。目前,宝马汽车全球最大市场在中国,超过了美国的使用量,他们在中国市场上热卖的车型是中高端车型,在美国反而是低端车型。这证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在升级,中国的消费已经占到了GDP的47%,而且每年能够上升0.7%至0.8%。这些年来,消费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

        怎么能够满足高端需求从而让经济升级,怎么能够让产业升级,把这些不断升级的需求留在国内,而不是把消费者推到国外?保证中国经济不断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中国经济新愿景

        中国经济的未来怎么样?十九大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值得期待的蓝图,我们把它翻译成经济学的语言去解释。

        第一个节点是2020年。经过我们的测算,按照2016年的美元计算,2020年我们人均收入应该能够达到1万美元,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于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1.2万美元。

        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远不只收入水平这一项。202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的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27%至30%左右。到了2020年,中国人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拖全球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后腿,迈入了平均水平之上。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全球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很高,但是有大量的地区发展水平较低,两极分化严重。所以,到2020年,当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时,同样可以使全球不平衡的格局大大改善。2020年绝对不只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灭贫困,把过去非常贫瘠的农村转变为现代化的富裕农村。

        2035年,十九大描绘的蓝图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层面上而言,我们就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30强,而且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50%。这个意义很重大,按一般的发展规律,只要人均GDP到了美国的50%,经济就会比较稳定,因为我们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折算下来,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就将是美国的2倍以上。

        到2035年,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跟西班牙差不多。老百姓收入水平高了,社会民主、法治、百姓的文明程度以及百姓的心态,都需要跟上。

        2050年,我国发展水平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人均收入和法国差不多。人均GDP应该至少达到美国的70%,GDP总量是美国的2.8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前景。2050的发展目标,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社会不断进步,社会法治、民主、文明建设得更加完善。

        2020、2035、2050,这些美好愿景会不会太乐观?事实上,这样的推算是保守的。比如达到前面所说的那几个标准,只要我们在前面的13年按照5.5%去增长;接下来的10年按4%增长——4%是最近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的发展速度,不算很高;再接下来最后那10年按3%增长——3%也不算什么,美国也有几年增长速度达到3%;按5.5%、4%、3%这个标准区间发展。

    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一定要有艰苦付出的思想准备。哪些地方需要我们艰苦付出呢?我们未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新思维,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

        金融危机坚决不能有 国际经验证明,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可能倒退十几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砸锅卖铁,老百姓连金戒指都卖了,韩国第一国民银行也被卖给了美国私募股权公司。整个金融体系元气大伤,优质企业也得不到融资。

        金融危机到底会以什么形式在这些国家出现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己没钱,借了很多钱。别人忽悠你,“你经济发展情况不错,我利率很低,借给你吧。”拉丁美洲国家、当年的东南亚国家、韩国都是这个情况,别人忽悠他们,借钱给他们。但是,之后债主们突然就变脸了:“你们的经济发展好像不太好,你们的企业好像竞争力量不太行,你们的政治制度没搞好,我不跟你续约了。”甚至说:“你把钱提前还给我吧!”拉丁美洲反反复复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叫“国际收支的危机”。中国出现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中国目前是储蓄大国,同时我们从外面借钱非常谨慎。

        关键在于必须提防第二类金融危机。第二类金融危机有点像2008年美国式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自身没有建设好,过分依赖贷款、投资,于是产生了一大堆不值钱的金融资产,短期内的交易一旦出现问题,大家都去抛售。这一些商品抛售资产价格下降,导致公司破产,金融体系缩水,金融体系一缩水实体经济跟着倒霉。

        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7年7月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键词也是“稳定”,不能发生风险,这是底线,坚决不能突破。

        目前,中国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太大,大量的金融资产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约合23万亿美元,而央行只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现在的换汇制度,只要有5%的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准备要出国,我们的金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资金跨境的流动恐怕都需要管理,绝对不能听一些所谓的国外主流学者、经济学家的忽悠,这条线是不能碰的。如果把这些银行存款和现金逐步转换成老百姓持有的公司债和国债、地方债,使流动性下降,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大国发展思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有很多表现,包括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从经济层面来讲,我们现在集中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即使是两个相邻的省份,经济状况差距依然很大。江苏省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GDP是安徽省的2倍以上;安徽省人均GDP全国倒数第六,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

        不平衡恰恰是经济增长的潜力,就是要让那些短期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发展起来。这就是我们大国发展的潜力,归根结底怎么弥补发展不平衡?经济层面上讲,资源尤其是生产力要素,要流动起来:或者资金带着技术从江苏流到安徽,或者是人口从安徽逐步挪到江苏省。

        提高劳动力素质 第三个挑战可能更加长远,即劳动力素质问题。现在北京快递员的平均月收入还不错。他们也应该是最有忧患意识的群体。因为未来社会的竞争主要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意大利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留在中国,而不是去意大利或者匈牙利,这是关键。说到底这是劳动力要提高生产效率的问题,工作能力要提高,单位时间要效率上去,“周末不休息只加班”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国要实现2035、2050的愿景,劳动力的技能一定要提高,一定要对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仅对标东南亚、印度是不行的。未来,快递小哥、工人等这部分人能不能够操纵机器,能不能够适应未来的柔性化生产,这是关键。

        未来还有一个竞争,就是人跟机器的竞争,会不会出现一个科技陷阱呢?快递小哥们会不会被以后的自动送快递的机器和车取代了呢?十年内恐怕很多快递工作就被机器取代了,届时上百万的快递小哥怎么就业呢?一定要依靠教育、教育、再教育,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去适应未来需要。

        我们现在的短板在哪里,事实上是在高中阶段的教育。现在初中毕业的一大批劳动者,收入可能很高,大量的学生初中毕业赶紧去就业,没有耐心读高中。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饭碗很快将被机器替代,必须转变工作方式,所以政府要做点对应的政策,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多学几年,要多学点软的技能,包括心理学、历史、外语等内容,这才能够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政府与市场同向使劲,比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同时政府也必须给相关的家庭提供经济激励,让这些家庭和孩子有经济动力去读书,而不是在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工资日益高涨的打工大军。企业也必须有激励,多雇佣短期来看工作能力并没有迅速提高的高中毕业生,而不是简单的年轻的初中毕业生。

        合理应对老龄化 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预测,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6亿,约占人口的25%。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来解决。最好的前景是,有工作能力还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老有所乐也行,建议专门设置老年活动区,给老年人娱乐用。

        根据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到了2050年有接近1/4的家庭只有一个人。人最怕的是健康出问题,长期住院,给社会、家庭带来负担。人生应该三件事都得搞好:第一,智商要高。第二,情商要高。第三,“健商”要高,要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其实不容易,仅早睡早起这一件事,很多人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所以“健商”很重要。

        新型开放发展战略 第五个挑战来自于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储蓄高,必然要走出去投资。投资的学问很大,投资不仅不能浪费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还要获得好的回报,而且要对世界作出新贡献。“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用好我们的剩余储蓄,支持周边沿线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兄弟国家搞建设,让他们跟中国经济一起往上走。所以2035、2050不仅仅是中国梦,也是一个世界梦。

        海外投资不能仅仅把储蓄配置在美国资产上,不能像当年日本一样,匆匆忙忙一窝蜂出国购置资产,那样一定会吃亏。走出去投资一定要谨慎,一定不能钱多、人傻,被世界笑话。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有时候多给人家钱,别人反而会瞧不起你,会认为你傻,认为你不精明。

        从中国故事到中国理论 中国发展起来了,世界不理解,觉得中国人占了西方人的便宜。面对误解和曲解,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但仅有中国故事还不够,还要有中国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立不住脚,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难有发言权。

        十八世纪60年代,英国人搞工业革命,1776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我平衡。自由市场经济中,人人都能发挥效益,且人人都从中受益。亚当·斯密不仅创造了理论,还创造了一种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

        接近一个世纪后,马克思研究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方式。他的《资本论》有着非常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潜在的本质性矛盾。马克思的理论恰好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并指导了各个国家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和理论。

        1933年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英国人凯恩斯作为那个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雇佣工人从事劳动。他的思想在哲学层面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

        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没有出经济学的大家,没有出思想家为自己辩护。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继承了维也纳学派。这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最有影响的教授阿尔文·汉森,把凯恩斯主义引入到了美国,美国这么强大的经济体还要到英国去学凯恩斯主义,可见当时他们的经济学思想还是落后的。阿尔文·汉森的学生萨米尔森奠定了很多经济学的基础,建立了现在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萨米尔森是一个技术上的先驱者、完美者,但是并不是思想的领先者,他把凯恩斯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混在一起,称为古典综合。

        这就是美国经济学的走势,一步一步地发展,总体而言,称得上成功。但是坦率地讲,思想层面有点欠缺,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

        最悲情的故事发生在日本。日本的经济衰退为什么持续了将近30年?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件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是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思想层面缺乏创新。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日本。此前,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缓一口气,能够把这个钱还回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钱不够,日本建议由他们掏钱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由日本来营救亚洲国家,希望把这些国家扶起来之后他们能还钱给日本,就像美国人扶持墨西哥一样。美国人说,坚决不行,一定要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统一步伐行动,日本就这样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我们有责任把中国故事在理论上讲清楚,中国未来的发展,在2035、2050不仅要解决具体问题,而且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要把这些在理论上讲清楚,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国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仍然要走过漫长的道路。

        (根据2017年11月2日在“人文清华”讲坛的演讲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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