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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3日 星期六

    如何筑牢校园性骚扰的防线

    作者:本报记者 姚晓丹 《光明日报》( 2018年01月13日 03版)

        网上出现举报的微博11天之后,一桩12年前的校园性骚扰事件有了初步调查结果。在录音比对、走访核实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2日发布处理通报,教授陈小武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并取消了教师资格。通报发出后,实名举报的受害者罗女士在微博转发通报全文,对母校的勇气和坦诚表示认可。

        当高校这座象牙塔蒙尘,在人们纷纷谴责“害群之马”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让师生有更公平更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

    坦诚面对师德失范,敢于壮士断腕

        2018年的第一天,在美国硅谷工作的华裔女学者罗女士发表微博,标题为《我要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她和其他一些受害女生一起搜集了录音、第三方借贷、证词等多方面证据,同时向北航校方进行举报。11天之后,这件困扰罗女士“12年的心事”有了结果。

        罗女士表示,北航纪委同志曾和她确认,“已着手起草相关文件,争取早日出台”。母校直面问题的态度她很满意,留言说“我以北航为荣”。

        在北航的处理通报发出后,不少网友也留言表示认可这样的处理结果。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这也表达出高校对处理此类事件“壮士断腕”的勇气,尤其是在高校迈入“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时刻,“不护短,不找理由,不偏不倚、坦诚应对的态度都让网友对其刮目相看。”

        对这样的结果,有网友表示,坦诚的态度给大家以很大的信心,因为在以往,不少这类事件最后会变得悄无声息。

        对此,储朝晖说:“实际上,一旦走进学校,学生、教师、学校三方在一定程度上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发生性骚扰或性侵事件后,相关人员又会形成另一个利益共同体。学生担心说出去会影响学业和前途、在同学交往中将压力重重;教师担心影响自己的饭碗;学校担心影响声誉;教师的上级担心有连带责任。因此,除非伤害很大,不少学生都会选择沉默,一些学校选择不了了之。哪怕离开校园后,也会选择息事宁人。北航性骚扰事件的爆料人罗女士身在国外,虽然说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周边的环境,但她最后能站出来也需要勇气。”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告诉记者,自己也曾听闻过校园内发生的此类事件,有学生曾告诉他,这是“潜规则”。“个别教师不珍视自己为人师表的形象,用手中的权力谋私。比如他把考题出得非常难,并提前告诉一些他的目标学生,如果想要通过就单独补习。或者用实习、发论文、保送等利益诱惑目标学生,迫使学生就范。”

    从细处着眼,防患未然

        尽管高校出现这样违背师德的事件是个别现象,但储朝晖认为,它的负面影响和对受害者的伤害是极大的。“因为在大家心中,对学校都有一定期许,对教师的形象也有普遍美好的认知,这个时候发生这类事件,心理创伤可见一斑。”

        程方平认为,学生实际上是弱势一方,面对求学的压力、前途的未知,在受到伤害后,承担的压力非常大。而一些学校对教师的评价往往是围绕教学、科研方面展开的,忽视了对教师道德上的要求。“不管这些丧失师德的教师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多大成就,获得过什么荣誉,这些光环都不能掩盖他们败坏的私德。”程方平说,这正是问题所在。

        “尽管在高校中有学生对教师的打分,但往往偏重教学能力。其实,教书和育人应该并重,在育人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考量。”程方平说。

        程方平认为,在学生受到侵害前后,会有很多蛛丝马迹暴露出来,学生在重压之下,也许无力开口。这时学校应该从细处着眼,防患于未然。“比如有的学生平时成绩一般,忽然拿到高分或有了保送名额等,或者教师在考试中忽然增加难度,挂科学生大大增加,这些细节都不应该轻易放过,也许其中就包含隐情。”

    从制度入手,消灭校园性骚扰

        如何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杜绝校园性骚扰事件发生?

        上海政法大学教授姚建龙告诉记者,在司法实践中,近年来对性骚扰事件零容忍态势明显,“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侵害事件”。

        法律层面的“从严”是一方面,储朝晖认为,遏制学校发生性骚扰“取证难、受害者顾虑重重”的现象,还应从制度入手。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师生恋、性骚扰都是高度敏感的,可以说这是一条高压线。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一旦发生超越师生关系的事件,教师马上就会被解聘。哪怕是单身教师和单身学生之间,发生师生恋后,学校也会考虑到后续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对教师采取解聘措施。而且不少国家和地区有教授委员会和教师协会等第三方机构,出现这类现象,学生可以向第三方机构提出举报,第三方机构也会对学校进行监督。”储朝晖说,目前,我们应该从制度入手,“比如制定针对师生关系的高压线,目前学校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应肩负起相关责任”。

        储朝晖认为,学校在针对这类事件的处理方面,也要态度鲜明,敢于出手。“一些学校耽于对教师的同情,不到最后一步不解聘,还留有余地,直到走司法程序。如果在学校层面就先严起来,会给学生以信心。”

        程方平认为,围绕教师育人效果评价,可以给学生以更多“评分机会”,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等机构也要进一步完善起来,让学生的压力“有一个出口”。

        (本报记者 姚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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