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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典”再来一次，你害怕么？
这个问题让许多人不觉一愣。悄然间，2003年那场席卷全国的疫情已过去15年，“突发传染病”对中国人而言似乎变成了有些陌生的字眼。
然而，平静的背后，H5N1、H7N9、H1N1、MERS……凶险的新发病毒在近10年来从未停止过对人类的侵袭。在我国，由于有一张传染病综合防控体系大网，我们才能够抵挡住病毒一轮轮的攻击，让瘟疫消弭于无形。
侯云德院士，正是编织大网的那位功臣。
自79岁扛起“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的大旗，这位中国分子病毒学的奠基人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创者把晚年所有的精力投入其中，在与传染病对抗的战场上不曾退让半步，只因为“为了民生，科学家就该站在斗争最前列”。
1月8日，他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大红证书。
这是共和国的最高科技荣誉。
掌声如春雷般响起，献给这位89岁仍镇守中国传染病健康防线的“老将军”。
1、“这个叫侯云德的年轻人是谁？”
“我只是做了点实实在在的事，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会议室里，谈及自己的获奖心情，侯云德语调平和，言辞简短。皮肤白皙、鲜有皱纹、眉毛乌黑、耳聪目明，时光似乎对这位耄耋老人格外厚待，他多数时间安然静坐，只在同事和后辈盛赞时，露出些许微笑。
“侯老师极少接受媒体采访，更很少谈论自己。”侯云德的学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段招军说，“但很少有科学家能像他那样，一个创新接着一个创新，一个高潮连着又一个高潮，始终做站在前沿的人。”
“如果将病毒比作危害人类健康的地狱魔鬼，那他就是当代人间降魔捉鬼的‘活钟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武桂珍说。
1958年的初冬，一位英俊的中国青年敲开了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的大门，他就是29岁的侯云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被选派留苏的人才来到了莫斯科，专攻病毒学。
研究所每天四点半下班，侯云德就“赖”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继续学习直至午夜。久而久之，他成了全研究所最晚下班的人，门卫干脆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
一天，研究所突然“炸开了锅”，所里动物室的实验用小白鼠一下子死光了。症状陌生，病毒未知，令苏联专家大感挠头，侯云德也在默默琢磨。几番查找文献，他猛然注意到，小鼠的传染和死亡特征与一种少见的病原体——仙台病毒相吻合。他找到小鼠样本，反复尝试，最终在实验室里成功分离出了病毒，并立即报告给了导师。“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竟有这样的本事！”侯云德的发现震动了整个研究所。
侯云德没有满足。小鼠的症状令他怀疑仙台病毒对人也有致病性，他顺藤摸瓜，最终首次发现了仙台病毒在血清学上存在两个型别，证实了他的猜测，同时，又在1961年首次发现了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的现象，成为国际上最早发现细胞融合的科学家之一，并间接推动了国际上“划时代”的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的诞生。围绕这些发现，侯云德在留苏期间发表了17篇论文。苏联《病毒学杂志》的编辑特地跑到研究所问：“这个叫侯云德的年轻人是谁？”
鉴于他的优异表现，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侯云德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在庆祝侯云德荣获博士学位的宴会上，所长对他苦苦挽留，他的导师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博士是我从事科研工作30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病毒所的荣誉！”
这一切，并不能阻挡一颗为国效力、归心似箭的心。
2、中国“干扰素之父”
5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侯云德酷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隔70多年，侯云德仍清楚地记得，在马克思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写道，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1962年，学成归国的侯云德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投入到呼吸道病毒感染的基础研究中，在国内首次分离了一系列副流感病毒，揭示了其传播规律，然而，“基础研究固然能看清病毒的‘真面目’，但找到能对付病毒病的武器，解决患者的痛苦则显得更为迫切。”侯云德回忆说。
20世纪70年代初，侯云德在对中药黄芪的抗病毒研究中发现，黄芪能够诱导人体产生一种可广谱抗病毒的物质——干扰素，这种20世纪50年代就被国外科学家发现的糖蛋白当时已经被制备成抗病毒药品，但进口价格昂贵，极为稀缺。中国人能不能做出自己的干扰素？几经探索，他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研发的“战略性”转移。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然而，8000毫升人血才能制备1毫克干扰素——一支两百五十分之一毫克的干扰素，当时成本就要一百多元，这样的药物，怎么可能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国家推广使用呢？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这一消息轰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侯云德。他大胆设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办法，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
1979年，基因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更遑论生物技术。利用基因工程制备干扰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但去哪儿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53岁的侯云徳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实现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从无到有的突破，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药物时代的先河！”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评价，“侯云德可谓一名真正卓越的科技工作者。”
随后的10多年里，侯云德带领团队利用基因技术先后研制出8种基因药物，并全部实现了技术转化，α1b型干扰素拿到批文后，由深圳一家公司规模化生产，仅短短两年就夺回由国外产品占领60%的市场份额。
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庆至今难忘，在1991年的一天，侯云德将他叫到自己办公室，打开抽屉，指着满满的干扰素论文对他说：“小程，咱们国家现在还缺医少药，好药靠进口，你说这些论文要是都能赶紧变成药让老百姓用上，该多好啊！”
如今，侯云德的梦想已经一步步变成了现实。目前，我国90%以上的干扰素药品实现国产，α1b型干扰素在我国已经使用数千万剂，用于数百万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的治疗，并每年为国家创造上亿元的外汇价值。
直到今年，这位中国“干扰素之父”还在叮嘱程永庆：“虽然国外的干扰素300元一支，而我们的只要30元，但在乡下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我希望，价格能争取降到20元一支，要让所有人都用得起。”
3、“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
时间回到2003年4月，北京的“非典”疫情一夜间就进入高发期。公众焦急地等待专家们关于“非典”的研究结果，但侯云德及其团队却未能及时交出答卷，“非典”给侯云德和我国疾病防控专家“当头一棒”。“非典”后，侯云德痛定思痛，提出建立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的战略思路，明确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设等任务，并在2008年慨然上任，勇担“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带领全国卫生系统领军骨干人才发起对传染病的“反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董小平说：“传染病专项的技术总师就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工作，病毒汹汹来袭，能不能尽快搞清楚，能不能赶紧控制住，可谓‘压力比山大’！”
侯云德管不了那么多。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79岁的老人坚持深入灾区提供防疫指导；2009年，他颠簸4个多小时的山路“扎”进四川大凉山深处的艾滋病感染村落调研；2011年，新疆发现脊灰野病毒病例，82岁的侯云德直奔疫情现场。
2009年“甲流”来袭，侯云德作为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组长，亲自带领团队加班加点研发疫苗，他找来国内十几家制药企业的老总，要求各家企业按他提供的方法尽快生产疫苗。传统的疫苗研发投产，少则半年，多则十年，见好几位企业家面有难色，这位80岁的老人激动地直拍桌子，“这是做疫苗，我不要锦上添花！我要快，要救人！”在他的坚持下，新甲流疫苗在疫情发生的87天后被研制成功并投产，此前，世界上从没有一例疫苗是在流感还在大流行时就被研制出来，侯云德创造了世界纪录！
10年来，他主导建立了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通过这张网络，我国能够在72小时内对5大症候群约300种病原进行确认，对未知病原进行检测和筛查，从而使我国得以成功应对了近10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武桂珍说。
2013年，我国首先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者，病毒很快就被防控网络体系在长江三角洲发现，不到1个月病毒被控制。
2014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再次向全球扩散，一例被感染的韩国人经过香港进入我国惠州，被网络体系快速发现，就地诊断隔离。
2015年以来西非埃博拉病毒流行，在非洲的外国人中中国人最多，但我国无一例埃博拉病毒的扩散。
4、追求“不但有还更好”的战略科学家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20世纪80年代中期，侯云德带领自己的研究生、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对最大的动物病毒——痘苗病毒进行全基因组的测定，这是国内最大的完整生命体的基因序列测定，和国外几乎同步。然而，年轻的金奇不知老师为何做如此冷门的研究，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又受条件的限制，结果，他的最后测定成果落后国外近一年时间。侯云德也为其惋惜。
“这件事让我知道，科研也要讲究时效性。过去我们整体水平比国外滞后，我们的眼光自然短一些。侯老师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是有战略眼光的。”金奇说。
事实上，历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三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和传染病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侯云德在科学上超前的眼光从未在哪一个节点画上句号。
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等发达国家病毒学研究已进入分子水平，而我国仍停留在细胞水平。侯云德为去欧美取经，先自学英语，再利用出国短期学习的机会，努力掌握基因工程技术。回国后，他结合国内的实际进行改进，使这些技术方法能在国内应用，共建立了10多项基因技术方法，然后在病毒所内推广应用，使我国的病毒研究逐步进入分子水平。
身为中国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创者，他早早地预见到生物科学技术转化的重要性。1987—1996年侯云德连任三届我国863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顶层指导了我国医药生物技术的布局，大力助推生物技术发展。在此期间，我国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医药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
2014年，H5N1禽流感疫情来袭。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侯云德在演讲中提出，禽流感固然可怕，但长远来看，猪流感更应得到关注。他认为，与禽类相比，流感病毒更容易在猪身上发生混合变异，产生新的威胁。3天之后，墨西哥当地暴发H1N1流感疫情，其中病毒的部分基因片段被证实来自于猪。
段招军告诉记者，侯云德常说，“‘me too，me better’，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前沿，只顾埋头搞研究，在研究上要做到别人有的我们要有，还要更好”。
5、“培养一批人，影响一代人”
从事科研63年，著书8本，侯云德1990年独自编著的105万字的《分子病毒学》，至今仍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界最为全面系统的经典专著之一。甲流、寨卡……近年来每逢突发传染病来袭，防控专家仍要不时去翻开这本厚厚的书，追溯陌生病毒的“前世今生”。
“做侯老师学生这么多年，没见他发过脾气，做他的学生很幸福。”金奇告诉记者，发表论文和报送奖项时，侯云德总把学生的名字写在前面，自己的名字写在后面，参加会议或接受采访，他总是把发言机会留给后辈，而工作生活上的琐碎小事儿，侯云德却总是亲力亲为。著作和论文，他自己一字一句地从头撰写，从不假手于人，60多岁学会了用电脑打字，上了80岁，出国开证明也总是自己去。
30多年来，侯云德共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200余名，其中许多都已成为我国病毒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优秀领头人。而对同行，他同样倾力帮助，毫无保留。
1976年，临床级人白细胞干扰素研制成功，他就将全部技术传授给了北京、四川、上海、广州等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
1980年，侯云德从加拿大考察回来，带回一些基因工程研究必需的酶试剂。这些试剂国内不能生产，又无法直接向国外购买，可以说比金子还要贵重。但他当即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当时的所领导，开列了所有试剂的品名和数量，表示愿意在节约使用的原则下与其他研究室共享。这份报告很短，只有几百字，但却令领导感动不已。
1982年，侯云德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后，所内外不少人到他的实验室去学习，他总是热情地传授。有人认为他这么做不利于保持本室的技术优势，他却很不屑。“侯老师常说：保持优势不能靠把持技术，要靠不断创新。”段招军说。
在他担任所长或主任期间，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外知名的医学病毒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转化中心和人才培训中心。
“侯院士培养了一批人，影响的却是一代人，中国科学界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如是评价。
侯云德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上，“每天起床后就到书房工作，一直到很晚，偶尔做做饭、看看电视就算是一种消遣”。
进入人生第89个年头，侯云德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但他仍每天坚持上网收集全球最新的科研成果资料，编制生物信息数据库，提供给重大专项和所里同事参考，从2001年到现在，算起来已经出了 555期，加起来已有数百万字。
面对记者的访谈，听着同事、后辈回顾过去的那些辉煌岁月，侯云德没有激动，像在听别人的故事，但对“病毒”这个字眼，他的弦儿始终绷得紧紧的，“病毒时刻在变异，旧的还没退去，新的又变异出来，那可是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一刻都不能放松！”
侯云德写过这样一首明志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当下，他最关心的还是即将于2020年结项的传染病重大专项，到那时，他就91岁了。
“传染病防控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而降低艾滋病、乙肝和肺结核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也是我的心愿，更是我的义务。”可敬的老人始终铭记着科学家的责任担当。
（本报记者 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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