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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关于长城及其历史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许多重要的成果。论者或从欧亚大陆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资源争夺的宏观视角，或从中原王朝为“御边”而大兴土木及其后果的角度，或从讨论长城及其配套设施的营建出发，多有新见。历代也有不少诗文对死于长城修建之役的普通人表示同情，对统治者因修长城而滥用民力进行鞭挞。但是，对于长城两边的普通人怎么想，怎么做，他们对长城怎么看，关注甚少。这可能是因为材料的局限，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更多地从国家和统治者的立场去看长城，而真正在这里世代生活的农民、士兵、牧人们却被遗忘或漠视了。
20世纪初，有位美国旅行家盖尔（William Edgar Geil，一译盖洛）从山海关一路行走到嘉峪关，这个对中国充满好奇和赞誉的西方人曾有个愿望，即在长城边寻找一千个不同的人，听他们讲一千个传说和见解。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在他于1909年出版的《中国长城》一书中，的确讲述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长城的建筑和与其相关的重大事件，而是说这种态度和我们同样热爱和钻研长城、却只注意其伟大之处的同行有着巨大的差异。他记录的这样一段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们向他询问哪条路通往长城以及距离有多远，他告诉我们怎么走，并准确说明长城在三英里之外。“但我从未见过它。我从早到晚都在树林中打柴，这沉重的工作使我抬不起头来，所以我从未见过长城”。
一个人在求温饱而难得的时候，会想到长城甚至它有什么意义吗，哪怕它近在咫尺？难道我们会因此责备他不爱国或者破坏了长城地区的生态？
明朝嘉靖初年的长城边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日早，虏贼五骑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答曰：“总制调齐千万人马，攒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帐房。”贼曰：“套内多多达子有哩，打不得，打不得。”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王琼：《北虏事略》）
有个韦州（今宁夏同心县）的汉人投了蒙古，跑到长城边上向明朝守军打探消息。双方互通情报之后，明朝守墩的军人劝他投诚回来，但这个人却拒绝了，认为在家乡度日比草原艰难。这时，我们会碰到某种道德困境：我们会批评这个人背叛明朝降“敌”，还是对他在老家过不下去被迫出走表示同情与理解？长城真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界吗？在历史上，除了战时，长城两边的人是否就像许多界邻地区一样，有着不断的流动和交往？
盖尔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他注意到“在附近的长城城墙上有石碑铭刻着那些几百年前指导修建长城的砖瓦匠工头、铁匠工头和石匠工头的姓名”。他还提到明代的军人“被派去开荒屯田，那些石碑上的碑文表明当时有一套分配田亩的制度”。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许多碑文已消失不见。在今天陕西府谷的木瓜乡，发现了一块署着万历四年三月的石碑，上书：
神木兵备□为申严墩守□。奉抚院明文，仰各墩军□。此碑常州在墩□挂□□防□不许私离□地，□回城堡□失器□如达□以军法重治。若军有事故，即禀守□□□补木瓜园堡操守王济坐堡李锐下本守二十墩，西去永宁二十一墩一里零三十七步。
计开常州守瞭墩军五名：一名刘奉，妻□氏；一名赵□□，妻所□；一名李生，妻□氏；一名杨文斌，妻仝氏；一名王宗，妻蒋氏。
器物：黄旗一面、锅五口、瓮八口、梆二个、盔五顶、甲五付、弓箭三付、刀三把、□□十根、生铁□尾炮一位、百胜鉐三□、三眼炮一杆、小铁炮一个、铅子四十个、火草一个、火线五十条。
东路兵备道提边委官绥德实授百户仵勋。
白水县石匠曹登云男曹□儿造碑。
从碑中我们知道，这里有五个守墩军人的家庭，国家配备了相应的火器装备，负责守备20号墩到21号墩的一里多长城防线，但关于他们的生活，除了需要自己做饭烧水之外，就没有什么信息了。可想而知，在陕北的长城脚下，墩军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不过，在同时期的其他文献里有这样的记录：“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郑晓：《皇明北虏考》）说明墩军为了改善生活，常与关外的蒙古人交换一些衣食用品。更有甚者，“虏待命边外，屡向墩哨卒问进止。一日，邀守墩百户李宝下墩，以虏酒席地饮之，载以马拥入俺酋营，与之欢饮”（《明世宗实录》卷251）。蒙古人不仅向墩军打探明朝情报，还邀请明军小头目去其营寨喝酒。这在许多人看来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却说明双方的军人、民众之间，并不希望隔绝和战争，他们想要的是和睦相处和互通贸易。这就是王崇古、方逢时等地方大员推动高拱、张居正做成“隆庆和议”的群众基础。
历史的走向往往并不按统治者的意愿，而是按普通人的普通需求前行。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因为惧怕蒙古的通商要求，统治者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长城，却导致长城沿线出现了许多新的机会。我们知道，明朝的商人可以通过向边塞输送粮食或于边塞屯垦，获得买卖食盐的凭据；修造和驻守长城引发了大量的物料需求；石匠、铁匠、砖瓦匠等手艺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以军人及其家属为基础的聚落在长城以内逐渐扩展。在今天山西大同德胜堡的南城门洞东墙上，留有一块石碑，碑文中说：“……因其人稠地狭，原议添军关城一座，东、西、南三面大墙，沿长二百二十八丈，城楼二座，敌台角楼十座，俱各调动本路镇羌等七堡军夫匠役共计一千一百八十八名。原议城工俱用砖石包砌，于万历三十二年七月起，三十五年八月终止”。人口的增加催生了新的堡城。同时，沿边的农业也获得了发展。兵部官员、著名文学家唐顺之写过给总督翁万达的《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一诗：“湟川冰尽水泱泱，堡堡人家唤莳秧。田中每得鸟兽骨，云是胡王旧猎场。”
从“隆庆和议”到入清之后，在长城以内，各地不断兴修的军堡、民堡显示了一种在军事对峙的表象之下的区域发展；而在长城以外，15世纪以后大批汉人移居塞外、逐渐造成定居聚落，称为“板升”。随着清代边塞地区商业的发展，这里的景象已然大变。民国时人曾在对张家口北六县进行调查后感慨：“终明之世为边防重地，清由满洲入关，奄有北国，乃设张家口、独石、多伦额尔三理事同知，以听蒙古人民交涉之事。自此烽火不兴，商农聚集，情势与古大异。盖明为屯兵之地，至清以政治统之也。”
在戚继光蓟镇总兵衙署所在的河北迁西三屯营的背后有座景忠山，虽因由山上纪念诸葛亮、岳飞和文天祥的三忠祠而得名，也有很重要的佛教传统，但这里最有影响的神祇却是碧霞元君。当地民间还流传碧霞元君与她哥哥玄武大仙争山的传说，据说碧霞元君使计胜了，气得玄武只好担着景忠山的水，跑到北面的玄武山去住。玄武即真武，在北方防御蒙古城堡的寺庙中，他往往是塑于北阁的最高神。碧霞元君是女性神祇，其保佑生儿育女的神格特别受到强调，但她在明代还属于民间信仰。在这个传说中，把碧霞元君信仰地位的树立，与真武信仰地位的消退并立，一个日常生活的象征取代了一个战争的象征。
无独有偶。河北蔚县城上的玉皇阁本是明正德时由军事将领主持建造的，但在清康熙五十五年到五十八年再度重修时，出资出力的人除了地方官员、士绅之外，最多的是本城的“铺行”，碑记题名中有95个，另外还有吉家庄和白乐这两个市集的铺行20个，而到乾隆年间，参与重修玉皇阁的商铺数达到两千家以上。玉皇阁终于变成了一座商人的庙宇，而蔚州也终于完成了它向一个商埠的转变。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使长城从军事壁垒转变为文化象征的真正动力。
（作者：赵世瑜，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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