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韩蕲王太清梦》批判

    明末松江才子宋存标编《情种》卷五有文言小说《韩蕲王太清梦》，三千六百余言，借岳飞同僚蕲王韩世忠入地府观断案之梦，对岳飞等主战派进行了全盘否定，兼及孙膑、诸葛亮等军事名家，而且将司马迁、李白等一干文人亦全数一笔抹倒，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是一篇离经叛道的惊世之作。文章作者现不可考，当为南宋文人。因为受厄文人仅及白居易，未及宋代文人。韩世忠绍兴二十一年（1151）卒，十七年后，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蕲王。文章提到韩世忠的蕲王封号，故其写作时间应在1168年之后。岳飞绍兴十一年（1142）除夕赐死于风波亭。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下诏平反，恢复官爵。淳熙五年（1178）追谥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宁宗追封鄂王。其时距岳飞平反复爵已6年有余，文章作者对岳飞还敢如此诋毁，可见作者之胆量，且自认为在“理”了。宋存标在该文后评注中猜测：“抑作者若束皙（按：西汉诙谐作家）漫戏为此言，以嘲谑天地耶？悲愤之极甚于痛哭，怒骂之深转同嬉笑。”但是不可否认此文客观体现出来的历史虚无观，很有必要对其加以剖析，以正本清源。

一

    文章以“上帝之德，好生不好杀”为立论根基，并以之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直接抹杀了武将们的历史地位、历史功劳。姜尚、孙膑、穰苴、孙武、李靖等，“不惟身为大将，多所杀戮。且皆著造兵法，教天下后世以惨毒谲诈之术，贻害无穷”，因而受到“万劫不赦”的惩罚。但“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帝范》卷四唐太宗语）。

    文章在息兵至上的前提下反对战争，完全否定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没有站在人类普遍正义的基础上正确看待战争，片面强调了战争残酷厮杀的一面，强调“一人之忠孝，在天地间如一萍浮于江，一芥之沉于海，所裨其小”，从而过分强调生存而忽略价值观念：“或欲成其忠孝之故，而遗害苍生，殉之以万骨而不足，则尤上帝之深恶也。谐臣媚子，上帝所恶。然临事消阻，或反以□媚退缩而致生灵保全；处事糊涂，或反以多所漏网而成及物之德，亦上帝所曲宥也。”

    最后，文章消解了国家民族观念，对保家卫国、抗击侵略者取贬斥态度，对丧权辱国者进行了歌颂。文章认为，宋高宗“恭俭爱民，悯南北用兵，无辜涂炭。乃纳宰臣弭兵之策，称臣上国，割地讲和。固将绍归马放牛之遗风，继封山禅父之洪烈矣”，为高宗的投降行径进行了辩护，对岳飞、岳云、王贵、牛皋、张宪等维护民族利益的主战派将领进行了贬斥，反而认为他们“好事佳兵，争城争地”，导致“白骨蔽于草莽，膏血涂于川泽”，因而有“君臣生有流离颠沛之虞，死有幽囚谴责之报”的结局。韩世忠后来“修水陆善果，度僧尼二百牒”，“生前杀戮罪过免”，“再世亦得至卿相”。

二

    李林甫、秦桧之奸，许巡、岳飞之忠，历史已经作出公正评判。蔡京、王黼是徽宗朝“六贼”之一，王钦若是真宗朝“五鬼”之一。然而文章指认宋高宗是西清帝主、秦桧是绛霄洞主、桧妻王氏是北岳紫阳夫人、李林甫是紫薇仙官、道君皇帝是长生大帝、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使。他们秉承上帝旨意下凡，或“奉行天善”，或“免锋镝”而“以救万姓”。通过所谓的因果报应，小说将传统伦理认定的“奸行”归结为上帝的安排，事实上就消解了忠奸之辨。

    韩世忠梦游中发现“上帝有法曹如人间廷尉，一切过恶，皆由阎罗谳者，复由法曹对薄，始达上帝”，法曹都官是“取下界大臣中聪明正直者充之”。在韩世忠和众人眼里，“林甫乃唐朝之罪人，钦若亦得罪先朝，缙绅不齿”。但文章将二人设置为“上帝执法”（法曹前任都官是李林甫，新都官是王钦若），就进一步解构了历史事实和公正性。

三

    文章认为，张巡、许远“以一孤城之故，残数万之生，使城内生灵得保，犹可以功赎罪。终乃势穷力屈，城内城外尽饱敌手，则孰若早致身而死，犹救一城之命乎？且他人为将，惨毒止于士卒。此二人害及鸟雀蛇鼠皆不保其余生，又罪人中之巨魁，永劫不复者也”。文章忽视历史背景，以苛刻的评价抹杀了张巡、许远孤军奋战的历史意义。睢阳之战是古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保卫战之一，因为兵粮断绝、援军不至，睢阳守军以城内百姓为食，许远由此成为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但张巡的功绩，早已载入史册。如《新唐书·忠义传》载，张巡、许远“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文章对古代名相的典型代表诸葛亮进行了无耻污蔑，认为诸葛亮“以兄事吴，故每事必左袒吴。关羽性傲士大夫，故尝慢亮，亮乃衔之，阴委羽于虎口而不为之援，卒陷其躯。后蜀主兴报仇之师，亮复受谨密嘱，不献一筹。致六十万之命，尽付烈焰”，至唐转生为西川节度使韦皋后，“重敛暴敛，严刑好杀”，“罪过种种，故不免系狱”，但因刘汉诸帝求情，论其“鞠躬尽瘁”，“功过相准”，“复谪人间”。然而稽之史实，关羽陷于虎口实是自身轻敌骄纵；刘备报仇败师，也因亮劝阻无效。

    文章指责宋朝的主战派人物有人格缺陷，强烈进行人身攻击。岳飞“性独忍鸷暴伉”，“行同枭獍，性逾豺虎”，因而“锐请出兵，好杀不已”，“中间大小二百余战，所杀金人一百万七千有奇，杀中原人二百万六千有奇”。但事实是：“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当曹成拥众十余万，被败而奔连州后，岳飞告诫部属：“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因为维护民族正义，岳飞所领导的抗金队伍受到广泛欢迎：“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俱见《宋史》）但是在文章中，岳飞等却受到“安置阿鼻狱四千余年，然后徐议谴罚”，天道实在不公。

    文章中唯一受到称赞的武将只有曹彬，认为他“不杀一人，子孙钟鼎相继”。据《宋史·曹彬传》载：曹彬为人仁厚，“平居于百虫之蛰犹不忍伤”，“总戎专征，而秋毫无犯，不妄戮一人者”。如南唐城破之时，“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更有曹彬敬畏文臣，虽然“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既不嗜杀，也与文臣友好，在文章中受到称赞，实非偶然。

四

    文章不但在否认战争的基础上否认了兵家著作，而且否认了丰富人类生活的文学艺术。左丘明、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邹阳、枚乘、苏武、李陵、陈琳、王粲、曹植、阮籍、嵇康、陆机兄弟、潘岳、谢灵运兄弟、陶渊明、沈约、江淹、杜甫、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人，创造了优秀的文化成果，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但是文章无理地指责他们“泄造化之奇，凿神鬼之秘，擅天地之名，夺山川之秀，上帝所深忌。且又作好作恶，变乱是非，意有所喜者盗跖目为夷齐，意有所恶者白壁指为顽石”，因而都入“慧业之狱”“禁锢”。

    文章还让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自诬道，“二人材质卤莽，实未尝敢希作者之林”，“无颜与诸文人为伍”；并说《史记》“于汉以前大都窃取《左传》《国语》《战国策》，汉兴以后窃取《楚汉春秋》等书”，《汉书》则“半窃取于《史记》，半窃取于刘向父子刊定诸书”，二人仅是“第为缮录成书而已”。因为“迁、固二人，剽窃旧文，攘夺父辈，胸中实无所有”而得以免罚，文章就通过“自诬”“自渎”的形式彻底否定了司马迁、班固二人的著作权、文学才华和文学地位。

    （作者：向志柱，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