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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本报记者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该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鹰潭市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经过对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的评价，对照历史文献记载，专家认为，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教祖庭遗址。此次考古发掘，是我国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1.大上清宫何处觅
“青松屈曲，翠柏阴森。门悬敕额金书，户列灵符玉篆。虚皇坛畔，依稀垂柳名花；炼药炉边，掩映苍松老桧……”“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这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第一回中对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的描述。
大上清宫，位于龙虎山上清镇东，泸溪河北岸，溪山环拱。据文献记载，它自北宋开基设坛以来，历经宋、元、明、清，是历代正一道天师禅宗演法、修行传箓、降妖除魔的宗教场所，是中国道教正一教祖庭。
鹰潭龙虎山地区的道教活动可追溯至东汉和帝时期。据历代《龙虎山志》记载，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4年），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于龙虎山结庐炼丹，建“天师草堂”。魏晋时期，第四代天师张盛自汉中还居龙虎山，建“传箓坛”。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改为“真仙观”。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敕改“真仙观”为“上清观”。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将“上清观”升为“上清正一宫”，文献记载“时宫中学道者常数百人”。
之后，这座道教祖庭屡经兴废，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改“上清正一宫”为“大上清正一万寿宫”，元惠宗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重修；明朝对其进行多达七次修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御书“大上清宫”匾额，大上清宫由此得名。
清雍正九年（1731年），大上清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于次年八月竣工。据清代妙正真人娄近垣编撰的《龙虎山志大上清宫新制》记载，当时的建制为两宫、十二殿、二十四院，整个观宇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不仅独居江南宫观之首，且在全国也是举世无双。
然而，1930年的一场意外火灾，将大上清宫殿宇楼阁几乎全数化为灰烬，仅存福地门、下马亭、午朝门、钟楼、东隐院和福地门前的三座碑亭。
这座理应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在道教建筑史以及道教发展史中都具有重要价值的宫观建筑究竟形制如何？数十年来，人们难以窥其全貌。
2.使用众多科技考古手段
2000年，鹰潭市启动大上清宫重建工程。2014年6月，在二期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大片建筑遗迹，特别是出土了一块“清嘉庆十五年重修上清宫碑”。自此，大上清宫遗址的面貌，从历史的尘埃中慢慢浮现。
大上清宫遗址被发现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迅速对遗址进行了初步勘探、调查，摸清了遗址周边环境及文物散落情况。随后，为了更深刻地了解大上清宫遗址道教遗存的分布特点、文化特征、演变规律和影响范围等，该院制定了详细的考古工作计划，考古人员在大上清宫遗址周边地区30平方公里范围内展开调查，发现宋元至明清时期遗存共有29处。这些遗存基本反映出唐宋之后以大上清宫为中心的道教分布状况、影响范围等状况，描绘出龙虎山地区道教活动以大上清宫为核心向四周扩散的过程，也证明了大上清宫强大的道教文化影响力。
自2014年6月以来，考古人员对遗址核心区域进行了系统发掘，基本确定了建筑的主体结构、布局规律以及周围附属建筑的空间配置关系。在摸清大上清宫遗址的分布范围、上清宫遗址明清建筑格局之后，考古人员还对大上清宫遗址早期的历史遗存进行了勘查，2017年在上清宫东侧二十四院范围内揭露出崇元院、提点司两处清代基址以及排水沟、取水槽等其他遗存，并发现宋、元时期遗迹包括砖砌地面、灰坑等。近四年来，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
为科学、准确获取考古信息，在大上清宫遗址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使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手段：从考古发掘初即使用考古测量仪APP中的考古放样功能与配套的RTK（基于载波相位观测值的实时动态定位技术）联合作业，实现了快速、精准布方；利用RTK、无人机航拍技术及数码相机对遗迹、遗物的地理信息数据与影像数据进行采集，利用多图像摄影建模技术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此生成的三维模型、正射影像、剖面正射图等成果在考古线图绘制、现场成果展示及考古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平台及移动APP进行现场记录与系统管理。
依托这些科技考古手段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的综合运用，使得发掘过程更高效、成果输出更快捷、成果展示更全面。
3.宏大宫观面容初显
经过考古人员认真细致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大上清宫的分布范围、宫观建筑的格局和历史演变脉络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
大上清宫遗址位于山前缓坡地带，三面临山，向南缓降，最外围有围墙环绕。由石块或青砖残块砌筑而成的围墙随山势而走、蜿蜒起伏，总长度2002.9米，占地面积30余万平方米。从整体来看，大上清宫遵照中轴线对称的原则进行布局，主体建筑沿中轴线依山势自南向北、由低渐高依次排列，周边环绕砖砌院墙，院墙外错落分布二十四别院等众多建筑。主中轴线主体建筑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东西两侧为各主殿相对应的配殿，东侧配殿有：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它们由连廊及厢房相连接，在正殿玉皇殿与其配殿三官殿之间还建有御碑亭。
许多遗物从大上清宫遗址出土，它们主要是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
建筑材料主要分为三大类：琉璃建筑构件、灰陶建筑构件、石质建筑构件。琉璃构件多为瓦当、滴水、筒瓦、板瓦以及各类脊饰；灰陶构件的种类更是繁多，除大量瓦件，还有较多雕花脊砖；石质构件主要为栏杆、柱础等，其中主殿柱础形制巨大。从构件年代来看，宋元至明清均有。不少单瓣莲纹瓦当、兽面瓦当为宋元时期遗物；灰陶滴水中发现较多的重唇板瓦为宋式瓦件；墙砖中发现刻有“延祐丁巳”的灰陶条砖，为元代遗物；大量的绿釉瓦件和脊饰为明代遗物；黄琉璃构件均为清代遗物。
生活用具主要可分为宋、元、明、清时期瓷器。遗址出土宋代瓷器较多，主要为青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双鱼纹碟等；出土元代瓷器主要为枢府瓷釉碗、盘、杯等；明代瓷器出土量大，主要为民窑青花，仿龙泉碗、盘数量较多；清代瓷器多为青花碗、杯等。
4.丰富遗存蕴含重要价值
经过近四年的考古发掘，结合考古调查、勘探结果，对照历史文献记载，考古专家们认为，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色的道教遗址。
根据考古勘探初步推断，大上清宫遗址占地面积30余万平方米（目前已探明18万平方米范围）。这在全国道教宫观建筑中，规模首屈一指，相当于北京故宫的一半。
大上清宫遗址揭露出的遗迹现象及出土文物，无不体现出大上清宫的皇家气派。从建筑规制看，上清宫的主体宫殿都由南向北沿中轴线分布于工字连座台基上，这种建筑形制是参照北京故宫乾清宫-坤宁宫的样式建造，极具皇家风范。从建筑材料看，大上清宫出土了很多大体量的石柱础，如三清阁存留的柱础底座长86厘米，露明部分直径64厘米，在一般道教宫观中难见，只有皇家建筑才会用如此巨大的建筑石材。此外，遗址出土文物中，纹饰丰富，特别是建筑材料纹饰以龙纹居多，龙纹形态多达11种，龙纹的使用，将大上清宫与一般道教宫观区分开来。
考古人员的精心发掘，将大上清宫遗址里宋、元、明、清的地层全部揭露出来，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明晰；清理出的各时期遗迹、遗物，也基本将遗址内主体建筑空间关系梳理清楚。从遗址的地层堆积以及遗迹的分布情况，考古反映出大上清宫由肇始到发展、兴废的过程，揭露出各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历史演变脉络，印证了历代文献记载的有关史实。
在大上清宫遗址里，考古人员发现了包括阁1处、殿6处、门1处、院落2处、碑亭2处、厢房22间、取水槽2条等在内的大量遗迹点。“在目前道教遗址中，如此丰富的遗存现象是几乎没有的。”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徐长青介绍，大上清宫遗址丰富的遗存资源显示，它是一座融合南北建筑风格，兼具民间与官式建筑规制的宗教建筑。其总平面布局既有北方的建筑特点，又有南方的艺术风格，既有民间的喜好风俗，又采用官式的建造法式，例如遗址庭院内大面积铺设鹅卵石，这在北方官式建筑中极为罕见，而遗址中主体建筑墙体厚60~90厘米，这是典型的北方风格，南方不见。残存的构件和构造做法也表现出官式做法与当地民间传统工艺的结合。
“总的来说，大上清宫遗址无论从规模、等级，还是遗存、时代传承，在我国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徐长青说。
5.研究道教文化的历史瑰宝
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自发掘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多次组织相关专家到遗址现场进行考察，召开研讨会，对遗址价值做出准确定位，并对发掘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大上清宫遗址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重大发现。道教是传统宗教，这是迄今为止道教相关遗迹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发掘。遗址体现了中轴线布局的理念，完整、壮观，是道教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地址，它对研究道教历史、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宫室制度具有重大意义。考古工作做得比较扎实，遗迹现象的判断、分析细致，符合田野操作规程，信息处理可靠可信，所揭露的时代序列比较完整，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
“龙虎山大上清宫根植于汉代以来所形成的道教文化，受到历代帝王重视，而成为中国道教主流天师正一道祖庭。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宋代以来最高等级的皇家宫观建筑遗存，其时代序列完整、规模宏大，在我国道观建筑中都位居前列。”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说，“该遗址发掘是我国首次大规模道教考古发掘，有助于推动我国道文化研究体系化、成果化，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吕舟认为，大上清宫是我国道教最重要的宫观建筑群，在道教发展历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江西省考古人员对大上清宫遗址进行的系统考古发掘，已取得了丰硕的阶段性成果，为研究和认知大上清宫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大上清宫遗址的考古发掘系统、科学，遗存保护良好，是我国宗教遗址考古发掘的重大成果。它为研究道教历史的发展及道教建筑、宫观平面演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考古工作中对遗存完好的保护为未来遗址的展示或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造了条件。”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教授、中国道教考古及道教研究专家白彬说：“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揭露面积最大，最完整的道教宫观，对道教遗址实物研究具有重大价值。考古发掘成果显示，大上清宫选址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是选址于洞天福地的典型代表。遗址内殿宇遗存名称、结构、性质基本清晰，这在目前国内道教遗址中不多见。它的规格很高，具有皇家色彩，一般宫观无法比拟。”
“大上清宫是江西地区为数不多的北方官式建筑之一，是北京宫廷与地方宗教团体互动的具体实物，代表了正一道天师与皇帝的密切交集，且遗址所蕴含的各方信息是不可估量的，是研究朝廷与地方关系、政治与宗教关系、官式建筑与地方作法融合的重要实例。”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总建筑师崔光海说。
大上清宫遗址的发现，不仅将重现中国道教史曾经辉煌的一页，而且也展示出民族文明长河中璀璨的文化瑰宝，对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它经受了太多的历史坎坷，期盼得到全社会的呵护与支持。目前，江西省有关方面正结合遗址布局、建筑风格、宗教功能等情况，着手对大上清宫遗址开展全面合理有效的保护。
（本报江西鹰潭12月30日电 本报记者 胡晓军 本报见习记者 马荣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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