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志与“北京人”化石

    【求索】

编者按

    创立于1916年7月的中国地质博物馆，是中国最早的公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也是亚洲馆藏最丰富的地学类博物馆。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00周年。作为从中国地质博物馆里走出来的百岁老人，胡承志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地质事业和自然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正是在这里，他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刻苦钻研和不懈求索，完成了从普通学徒到知名学者的嬗变。历经百年风雨，包括胡承志在内的一批批杰出学人，恪守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宗旨、不断精进学术，在地球科学研究、地学知识传播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发展我国地质事业、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人小传

    胡承志，1917年生于山东。1936年，独立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石膏模型。1939年，模型在丹麦哥本哈根世界人类学大会上展示，受到科学家的广泛赞誉并被多国博物馆收藏。1949年以后开始向古生物学研究转型。1957年，在贵州发现一种脊椎骨骼化石，经鉴定，这是一种比陆生的恐龙更为古老的水生爬行动物，在中国乃至亚洲属首次发现。杨钟健以发现者胡承志和发现地贵州命名为“胡氏贵州龙”。此后，大量的海生爬行类化石在西南地区陆续被发现，构成了一个年代长且门类齐全的海生脊椎动物群——贵州龙动物群。

    1965年，胡承志根据他人采集的两颗猿人牙齿化石，查阅大量中外文献，缜密对比，鉴定并命名为“元谋人”。1973年，在《地质学报》发表《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论文。胡承志的标本鉴定与研究为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提供了佐证。“元谋人”被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元谋人遗址为第二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4年至1968年，地质部门先后4次发掘，采出化石30吨。经过胡承志等人4年细致的化石清理和修补复原，修整出一具长约15米，高近8米的恐龙骨架。胡承志将它定名为“巨型山东龙”，是世界上已知鸭嘴龙类中最高大的，也是最高大的鸟臀类恐龙。以“世界最高大的恐龙化石”为题的巨型山东龙研究项目获1978年科学大会自然科学奖。2001年胡承志作为第一著者的《巨型山东龙》一书出版。

学徒

    1936年，一位年轻人制作的一批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模型，漂洋过海，以其精湛的技术赢得了西方古人类学家的称赞。抗战期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丢失，模型成为绝版。如今，8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位年轻人已百岁高龄，因为他的健在，我国近现代地质学界的那些往事，沿承清晰有序。老人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今的一根丝，人们接触他，就能感知一个时代微细绵长的脉搏。

    他就是胡承志先生。从制作模型的学徒到成就斐然的古生物学家，胡承志漫长的科学生涯可谓起伏跌宕，历经抗日战争以前的平稳发展，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的仓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机构的调整重组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蓬勃发展。他是中国地质事业和自然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我国第一个近代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旧址在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胡同9号（现15号）。20世纪30年代行走于此的人，胡承志是唯一健在的一位。

    胡先生生于1917年，13岁时父亲去世，因家贫而辍学。1931年3月，经邻居介绍，14岁的他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实验室，给加拿大学者、解剖科主任步达生（Davidson Black）当杂工。那时，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合作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主要开掘周口店猿人化石，做新生代地质、古人类和史前考古研究。

    胡承志到协和医学院之时，正值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后不久。“北京人”的出现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确立了直立人阶段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因此，新生代研究室乃至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正处于兴盛阶段。胡承志很快被调到这个室，即现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地点在协和医学院娄公楼。

    最初，胡承志只是一个书童，为学者们去兵马司9号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借书。步达生不会讲汉语，胡承志苦学英语，数月后即可会话。观察到胡承志手脑兼敏，灵巧聪慧，步达生挑选他学习修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胡承志由此成为一名小学徒。

    1934年，步达生去世，德国学者魏敦瑞（Frnaz Weidenreich）从美国来北平，接替步达生主持研究，聘请蒋汉澄到新生代研究室制作石膏模型，胡承志跟随学习。据胡承志回忆，“每天工作恒在十五、六个小时左右”。由此，他与一批地质名家、与“北京人”化石结下不解之缘。

    距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骨化石七年之后的1936年，贾兰坡在11天里陆续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据黄汲清先生回忆，那时“‘新生代’研究热潮乃达于顶点。自此以后猿人头骨续有发现，并发见猿人石器和与猿人同时的各种哺乳动物群。由是‘周口店’三字和‘北京人’一名词乃传遍世界各学术杂志和报纸”。

    1936年，19岁的胡承志独立制作了一批“北京人”头骨模型，其中兼有裴、贾二人所发现的化石。他在模型的内壁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完成日期。模型仿照原来色泽，除重量不同外，与原标本几无二致。如今，这批模型贮存于南京地质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地质博物馆。

    胡承志的这批模型同样被西方博物馆珍藏。他在自传中写道：“一九三九年魏敦瑞携带我所制成的北京人模型至丹麦哥本哈根开世界人类学会。所有到会的各研究家、学者们都说，从未见过做的这么好的模型。”该模型“博得世界各国博物院及各人类学家的珍视并被誉为极优良作品”。

    国外的一些博物馆，如巴黎人类学博物馆保存的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极可能是1939年魏敦瑞带往欧洲的。这位获得极高赞誉的制作者，当年只有22岁。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保护公产，兵马司9号换上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牌子，插上了美国国旗。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裴文中等人上午在西城兵马司9号上班；下午到东城协和医学院上班，两头支应。

    1941年，时局紧张，美国组织撤离华北侨民。同年4月8日，魏敦瑞在回美之前，为他的助手胡承志出具了一纸证明——

    “此信的持有者胡承志先生自1933年11月就业于新生代研究室，从实习技师到技师。

    后几年，胡先生是我个人的技术助理。他制作了周口店北京人的所有模型，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优秀的技术，也反映了他聪明的理解力和对所处理问题的重视。”

    70多年过后，我们看到这件魏敦瑞亲笔签名的函件，仍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位外国专家对胡承志的赞赏和面临战争的无奈。

    据胡承志回忆，魏敦瑞临行前交代他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标本留存沦陷区不安全。待他和时任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商定以后，“北京人”标本将运出沦陷区。

    魏敦瑞嘱咐胡承志，“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要装箱待运。1941年10月初，胡承志精心把化石装进两个木箱，并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胡承志把装箱单交给了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而经他装箱的“北京人”化石从此以后竟踪迹全无，成为科学界的一桩悬案。胡承志是最后一位见过那些珍贵化石的中国人。

    1942年初，协和医学院及兵马司9号等房产均被日本人占据。胡承志回忆：“我们全体在占领七个星期后失业。”

    1946年，人们从协和医院的库房里清理出“北京人”遗址和其他地点出土的标本石膏模型及范模。1996年，刘东生院士在纪念地质调查所80周年时写到这件事，他说，化石虽然丢失了，“但幸运的是，每一件标本，我们都有十分准确的模型保存下来，使后人得以一瞻‘北京人’的风采，并且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和原标本是一样的。是谁作了这些模型工作呢？它的作者就是胡承志先生。”

学历

    胡承志与贾兰坡二位先生均来自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代研究室，工作起点也都紧系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尽管两人的学术道路各不相同，但都有相似的经历和品格：家贫，辍学，就职于科学机构；聪颖，能吃苦、善钻研。50多年后，二人分别成为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46年，胡承志在南京珠江路修理中国发现的第一架完整的恐龙骨架——云南许氏禄丰龙，这让刘东生惊叹不已：“当我看到胡承志先生把一个大石头块似的头骨，完好地拆成玲珑的头颅，下颚里面连微细血管的孔都显露出来了时，不禁叹为观止了。”

    然而，在当时的科研机构，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从事辅助性、技能型工作。地质调查所实行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务员铨叙制度，级别和薪金基本由学历决定。这项制度让胡承志、贾兰坡这些优秀人才十分恼火。

    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曾为特殊人员的定级问题到国民政府铨叙部交涉多次，但“他们食古不化，多与阻挠”。1946年9月，贾兰坡重归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他后来回忆：“来所之后，最使我不平的一件事，就是当局对一般没有学位的人太轻视了，反而不如（‘七七’）事变之前。从前所方当局有权升级定薪，现在不行了。每个人都要铨叙。假如你没有大学的文凭去送铨，就是吃亏的。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对于这种无理的办法，如千斤大石压在我头上。”

    贾兰坡虽然郁闷，他还有高中学历，被定为技佐。而胡承志的学历更低，反应也更为激烈。

    1947年春，杨钟健和胡承志回到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室里让胡承志教大学生杨鹤汀做石膏模型。杨鹤汀很快被定为北平分所技佐，而胡承志却被铨叙挡在门外。当年10月，胡承志提出辞职。北平分所高平所长对胡承志的决定惋惜又同情，却无可奈何。

    当时，丰盛胡同3号地质陈列馆要制作展出禄丰龙模型，经协商，胡承志在离所之后，用一年时间兼职做完模型。高平在给李春昱的信中叹道：“看到最近离开地调所的几位老同事精神上的苦闷，我好有一比，一只养在笼中的鸽，望着天空，不时想飞出去，但一旦放了出去，这只鸽子已飞不动，徘徊在笼周围不肯远去，又不肯再飞进笼中，笼门常关着。就是这个惨景。”高平的这段话未必是因胡承志而起，但他本人肯定对地质标本模型的制作犹有不舍，这毕竟是他倾注青春和心血的专长。

    离开新生代研究室的日子，胡承志到美国驻北平的一个新闻机构当英文打字员。聪颖好学的他把这份工作当成英文学习。跟随外国专家多年的胡承志开始了从熟练的口语向严谨的英文书面语的进军，这为他日后向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研究论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竟成了一段塞翁失马的人生际遇。

学者

    胡承志在20世纪50年代初归队地质系统，进入地质部地质陈列馆。这个馆即原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成立于1916年，1986年建馆70周年时更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在这里，胡承志完成了从技能型到学术型的人才转换，获得了丰硕成果——

    1.胡氏贵州龙

    1957年，胡承志去西南野外调查途经贵州兴义时，在老乡家中见到一种当地非常多见而他却从未见过的脊椎动物骨骼化石。回京后，他把采集的化石送交老领导、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的杨钟健先生。经杨先生鉴定，这是一种比陆生的恐龙更为古老的水生爬行动物，在中国乃至亚洲属首次发现。杨钟健以发现者胡承志和发现地贵州命名为“胡氏贵州龙”。

    这种化石何以多年来未被人看中，一直要等到胡承志的到来才拂去远古风尘而显现其科学价值呢？细究起来，胡承志至少占有三项优势：一是多年跟随著名科学家耳濡目染，二是在地质博物馆这一宝库的见识熏陶，三是他精细过人，处处留心。此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的海生爬行类化石在西南地区陆续被发现，它们构成了一个年代长且门类齐全的海生脊椎动物群——贵州龙动物群。

    2.元谋人

    1965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钱方、浦庆余等人到云南元谋采集古生物化石，在一处山坡上挖出两颗牙齿化石。带回北京后，副院长黄汲清主张送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请裴文中鉴定。所里的意见是先由地质部内部解决，再论其他。浦庆余将两颗牙齿化石交给了地质博物馆的胡承志。他查阅大量中外文献，缜密对比，经研究鉴定，两颗牙齿化石的主人被命名为“元谋人”。

    然而，这一学术成果的面世却颇费周折。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准备出席次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质大会，胡承志也以“元谋人”的研究成果提交论文。但由于台湾问题，我国方面拒绝参加大会，以示抗议。1973年，中国地质学会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走上正轨，复刊后的《地质学报》这才刊登了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论文。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元谋人的生活年代约为170万年前，是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之一。元谋人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古人类和中国西南地区第四纪地质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中国地质博物馆馆藏浩瀚，珍贵标本林林总总，各不相同，其中就包括那两颗牙齿化石。胡承志的研究表明，它们属于上中门齿。元谋人已经能够用捶击法打制和修理石器，所处的时代属于旧石器时代。标本的鉴定与研究为中国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提供了佐证。“元谋人”被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元谋人遗址为第二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巨型山东龙

    1996年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80周年之际，时年79岁的胡承志撰文介绍了巨型山东龙的发现、研究经过和重大科学反响。

    1964年8月，地质部石油局综合研究队在山东诸城发现了一个大型鸭嘴龙胫骨。地质博物馆与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讯而来，在同年10月至1968年6月先后4次发掘，采出化石30吨。经过4年细致的化石清理和修补复原，1972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具长约15米，高近8米的恐龙骨架。胡承志说，这是世界上已知鸭嘴龙类中最高大的，也是最高大的鸟臀类恐龙。经研究鉴定，他将其定名为“巨型山东龙”。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际，作为展示中国科学界的一项重大成果，新华社刊发了以《山东发现巨大恐龙化石》为题的新闻报道。以《世界最高大的恐龙化石》为题的巨型山东龙研究项目，获1978年科学大会自然科学奖。这套化石成为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88年，“巨型山东龙”化石骨架赴日本岐阜县展出，声名远扬。两年后，该地矗立起与原物等大的青铜艺术雕塑，以作为永久性纪念。从20世纪70年代起，胡承志发表关于此项研究的多篇论文，直至2001年，他和其他学者合著的《巨型山东龙》一书出版。

    1980年，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同时纪念国际地质大会成立100周年。胡承志提交的论文被会议录取，跟随黄汲清等地质学家参加大会。像他这样的出身能在国际地质学界最高级科学会议上亮相，堪称凤毛麟角。

    张尔平，中国地质图书馆高级工程师，1972年从事地质绘图，1998年开始中国地质学机构史和人物史研究，发表数十篇论文和文章。先后任《中国地质图书馆史》《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百年（1913—2013）》等书的执行主编，《中国地质博物馆志（1916—2016）》《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史》民国部分撰稿人。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