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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23日 星期六

    《中庸》诠释的新面向

    作者:李敬峰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23日 11版)

        《中庸》因其内含丰富的心性思想,故而在宋代辟佛兴儒时得以升格,跻身“四书”行列,此后一直被定位为儒家赖以建构心性之学的经典之作。这一相沿成例、视为固然的认知模式在明代夏良胜那里得以系统的突破。他的《中庸衍义》颠覆了传统对《中庸》的认知和定位,使得《中庸》诠释发生新的面向。

        注疏体转向衍义体。在诠释体例上,《中庸衍义》一改以往学界广泛采用的注疏体的解经模式,完全打破注疏体循章依句、有注有疏的解经格式,因袭南宋真德秀开创的“衍义体”诠释体例,以“确立纲目,先经后史,诸子议论,自己按语”的原则和次序诠释《中庸》,征经引史,以经证史,图文并用,通俗易读,推衍先儒未发之义,探究帝王治道之术。《中庸衍义》首先以“三德、五道、九经、三重、诚明、中和、平天下”为纲,以“性、道、教、达道、达德”等为目,每目之下又设立数量不等的子目,每一子目又分成若干条,每一条下先引经典或先贤之语,后置良胜按评之语,这就构成结构清晰、体例完备的“衍义体”诠释模式。这种注经模式不受注疏体框架的限制,更能摆脱考证名物、辨字析句的烦琐,尤其是不再拘泥于经文的限制,可以单刀直入,直面现实问题,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彰显诠释者关怀现实的意图,如是书“崇神仙、好符瑞、改祖制、抑善类数端,尤究极流弊,惓惓言之,盖皆为世宗时事而发”,另一方面也最能系统展现诠释者建构“帝王之学”的方略和谱系。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夏良胜并非“衍义体”的创始者,但却首次将“衍义体”应用到《中庸》的诠释中,这无疑拓展了《中庸》的诠释方法和路径,赋予《中庸》更为广阔的诠释空间,激发了《中庸》的思想活力。这在明代中后期略过经典、空谈心性之风甚嚣尘上之时,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言性之书转向言政之书。四库馆臣言:“迨有宋儒研求性道,(《中庸》)始定为传心之要,而论说亦遂日详。”也就是说,自宋之后,《中庸》一直被视作“言性之书”为学人承继和诠释。而夏良胜则有意改变这一认知传统。他认为,朱子平生用力尽在《大学》《中庸》二书。真德秀作《大学衍义》,推衍朱子内圣外王之学,唯独《中庸》,以往学者多从心性之学的角度解读,而从政治哲学角度系统推衍《中庸》则少有学者问津,这就致使朱子之学不备,故而他着力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诠释《中庸》。首先,在篇章结构上,夏良胜专门增加卷十四至卷十六“三重之义”和卷十七“平天下”,这是《中庸》原本所没有的内容。“三重之义”从因革之礼、郊祀之礼、宗庙之礼、朝廷之礼、正乐之礼、命官之制、审刑之制、田赋之制、兵戎之制、崇勋之制、经济之文、词翰之文等子目推衍。“平天下”本为《大学》所有,夏良胜则从“创业之治”“守成之治”“中兴之治”和“经常之治”四个子目进行推衍,阐述治国理政之道。其次,在具体内容上,夏良胜将其对现实政治的关切贯穿到《中庸》的诠释中,重点从治道之基、治道之教、五伦纲常、法制礼数、创业守治等角度解释《中庸》。以《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为例,夏良胜解释说:“天之生人,使之各得其性,人君治人,使之各遂其性。”将其与现实政治挂钩,更遑论其他章节。夏良胜这种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的诠释方法在《中庸》诠释史上独树一帜,凸显了《中庸》的“政治性”,实开以实学系统阐释《中庸》之先路,然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肆意、附会之失,而其功亦不可没也。

        儒生之学转向帝王之学。研治经典历来有“儒生之学”与“帝王之学”的分疏,《中庸》亦概莫能外。盖帝王之学“识其大者而已。考兴亡,究治乱;别贤否,明是非;法其所当法,戒其所不可不戒”,而儒生之学“多闻强记,将以待聘,故其学贵乎博”,可见两者诠释目的的差异决定了其所关注内容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夏良胜的《中庸衍义》无处不体现着强烈的“帝王之学”的痕迹,从而与“儒生之学”区别开来。首先,在诠释目的上,是书本就是夏良胜向嘉靖皇帝的呈贡之作,他明确说冀望是书能够让嘉靖皇帝“成己成物,知人知天,俟百世而考三王,尊德性而道问学;时中建极,九围仰日之方中;则天难名,万古颂为天之大”,也就是让嘉靖皇帝修己治人,成就万世不朽之帝业,以成人君之美。其次,诠释对象直面帝王。儒生之学诠释经典或面向圣贤,或面向儒生,或面向科举,而《中庸衍义》则直面帝王,将帝王预设为在场的、潜在的对话对象,以臣子的身份向皇帝建言献策,我们可从《中庸衍义》按语之前皆加“臣良胜曰”得到明证。再次,在征引内容上,夏良胜一方面大量征引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明代先王之言,另一方面则广泛引用董仲舒、胡安国、二程、朱熹等历代圣贤之论,且尤以程朱理学为最。不同于一般的儒生之学多引圣贤之论的方式,这种释经方式是通过征引同为帝王的言论,以增加理论的权威和帝王的信心。最后,在诠释方式上,是书不求文辞幽深,不徒章句寻摘,少炫耀深奥之言,多经世致用之理,目的就是让帝王便于通读理解,便于掌握概要。如《中庸》当中较难理解的“诚明”章,夏良胜将其分解为“治己之诚”“应物之诚”“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四个条目进行解读,并用大量的圣贤之言、故事案例进行佐证,以降低《中庸》原文的复杂性、难懂性,使帝王直通治国理政之道。

        总之,《中庸衍义》是《中庸》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地以“衍义体”的形式对《中庸》展开的创造性诠释,将仅有三千余字的《中庸》推衍为十七卷的皇皇巨著,成为与真德秀《大学衍义》齐名的“帝王之学”的佳作,可使人君“比类属思,覆视于册,有相发焉”。《中庸衍义》虽然因其被贴上“帝王之学”的标签而少有儒生关注,但其所开创的《中庸》诠释路径及其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仍然具有穿越时空的现实价值,值得我们去重新发现和挖掘。

        (作者:李敬峰,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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