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诠释的新面向

    《中庸》因其内含丰富的心性思想，故而在宋代辟佛兴儒时得以升格，跻身“四书”行列，此后一直被定位为儒家赖以建构心性之学的经典之作。这一相沿成例、视为固然的认知模式在明代夏良胜那里得以系统的突破。他的《中庸衍义》颠覆了传统对《中庸》的认知和定位，使得《中庸》诠释发生新的面向。

    注疏体转向衍义体。在诠释体例上，《中庸衍义》一改以往学界广泛采用的注疏体的解经模式，完全打破注疏体循章依句、有注有疏的解经格式，因袭南宋真德秀开创的“衍义体”诠释体例，以“确立纲目，先经后史，诸子议论，自己按语”的原则和次序诠释《中庸》，征经引史，以经证史，图文并用，通俗易读，推衍先儒未发之义，探究帝王治道之术。《中庸衍义》首先以“三德、五道、九经、三重、诚明、中和、平天下”为纲，以“性、道、教、达道、达德”等为目，每目之下又设立数量不等的子目，每一子目又分成若干条，每一条下先引经典或先贤之语，后置良胜按评之语，这就构成结构清晰、体例完备的“衍义体”诠释模式。这种注经模式不受注疏体框架的限制，更能摆脱考证名物、辨字析句的烦琐，尤其是不再拘泥于经文的限制，可以单刀直入，直面现实问题，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彰显诠释者关怀现实的意图，如是书“崇神仙、好符瑞、改祖制、抑善类数端，尤究极流弊，惓惓言之，盖皆为世宗时事而发”，另一方面也最能系统展现诠释者建构“帝王之学”的方略和谱系。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夏良胜并非“衍义体”的创始者，但却首次将“衍义体”应用到《中庸》的诠释中，这无疑拓展了《中庸》的诠释方法和路径，赋予《中庸》更为广阔的诠释空间，激发了《中庸》的思想活力。这在明代中后期略过经典、空谈心性之风甚嚣尘上之时，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言性之书转向言政之书。四库馆臣言：“迨有宋儒研求性道，（《中庸》）始定为传心之要，而论说亦遂日详。”也就是说，自宋之后，《中庸》一直被视作“言性之书”为学人承继和诠释。而夏良胜则有意改变这一认知传统。他认为，朱子平生用力尽在《大学》《中庸》二书。真德秀作《大学衍义》，推衍朱子内圣外王之学，唯独《中庸》，以往学者多从心性之学的角度解读，而从政治哲学角度系统推衍《中庸》则少有学者问津，这就致使朱子之学不备，故而他着力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诠释《中庸》。首先，在篇章结构上，夏良胜专门增加卷十四至卷十六“三重之义”和卷十七“平天下”，这是《中庸》原本所没有的内容。“三重之义”从因革之礼、郊祀之礼、宗庙之礼、朝廷之礼、正乐之礼、命官之制、审刑之制、田赋之制、兵戎之制、崇勋之制、经济之文、词翰之文等子目推衍。“平天下”本为《大学》所有，夏良胜则从“创业之治”“守成之治”“中兴之治”和“经常之治”四个子目进行推衍，阐述治国理政之道。其次，在具体内容上，夏良胜将其对现实政治的关切贯穿到《中庸》的诠释中，重点从治道之基、治道之教、五伦纲常、法制礼数、创业守治等角度解释《中庸》。以《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为例，夏良胜解释说：“天之生人，使之各得其性，人君治人，使之各遂其性。”将其与现实政治挂钩，更遑论其他章节。夏良胜这种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的诠释方法在《中庸》诠释史上独树一帜，凸显了《中庸》的“政治性”，实开以实学系统阐释《中庸》之先路，然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肆意、附会之失，而其功亦不可没也。

    儒生之学转向帝王之学。研治经典历来有“儒生之学”与“帝王之学”的分疏，《中庸》亦概莫能外。盖帝王之学“识其大者而已。考兴亡，究治乱；别贤否，明是非；法其所当法，戒其所不可不戒”，而儒生之学“多闻强记，将以待聘，故其学贵乎博”，可见两者诠释目的的差异决定了其所关注内容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夏良胜的《中庸衍义》无处不体现着强烈的“帝王之学”的痕迹，从而与“儒生之学”区别开来。首先，在诠释目的上，是书本就是夏良胜向嘉靖皇帝的呈贡之作，他明确说冀望是书能够让嘉靖皇帝“成己成物，知人知天，俟百世而考三王，尊德性而道问学；时中建极，九围仰日之方中；则天难名，万古颂为天之大”，也就是让嘉靖皇帝修己治人，成就万世不朽之帝业，以成人君之美。其次，诠释对象直面帝王。儒生之学诠释经典或面向圣贤，或面向儒生，或面向科举，而《中庸衍义》则直面帝王，将帝王预设为在场的、潜在的对话对象，以臣子的身份向皇帝建言献策，我们可从《中庸衍义》按语之前皆加“臣良胜曰”得到明证。再次，在征引内容上，夏良胜一方面大量征引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明代先王之言，另一方面则广泛引用董仲舒、胡安国、二程、朱熹等历代圣贤之论，且尤以程朱理学为最。不同于一般的儒生之学多引圣贤之论的方式，这种释经方式是通过征引同为帝王的言论，以增加理论的权威和帝王的信心。最后，在诠释方式上，是书不求文辞幽深，不徒章句寻摘，少炫耀深奥之言，多经世致用之理，目的就是让帝王便于通读理解，便于掌握概要。如《中庸》当中较难理解的“诚明”章，夏良胜将其分解为“治己之诚”“应物之诚”“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四个条目进行解读，并用大量的圣贤之言、故事案例进行佐证，以降低《中庸》原文的复杂性、难懂性，使帝王直通治国理政之道。

    总之，《中庸衍义》是《中庸》学史上第一部系统地以“衍义体”的形式对《中庸》展开的创造性诠释，将仅有三千余字的《中庸》推衍为十七卷的皇皇巨著，成为与真德秀《大学衍义》齐名的“帝王之学”的佳作，可使人君“比类属思，覆视于册，有相发焉”。《中庸衍义》虽然因其被贴上“帝王之学”的标签而少有儒生关注，但其所开创的《中庸》诠释路径及其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仍然具有穿越时空的现实价值，值得我们去重新发现和挖掘。

    （作者：李敬峰，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