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的王阳明

    明代诗人兼有政治家和学者等多重身份者并不罕见，但像王阳明这样行走在思想和政治的场域中，百炼身心，优入圣域，而且经纶参赞，才有所纵，有明一代，一人而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诗歌创作的光华。其实，王阳明在诗坛上也建起大将旗鼓，自成一家气象。

    王阳明的创作场域是明代特定的政治风云与文化波澜相激荡的文学空间，它反映了学术、权力、宗教、文化习惯等多重力量的相互纠缠。他的学者地位、官员身份、儒师角色、修道活动、军功政绩和政坛处境，决定了其诗歌本乎性情、精于思理，其丰富的信息含量远非一般诗人诗作可相提并论。阳明学的明觉良知、思维图谱折射的是阳明圣哲特质的一面，而诗为心声，从坦露真性情的角度看，阳明的诗才是阳明其人，从诗中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豪杰气质、仙风道骨及其凡俗的一面。作为其人生和心路历程的第一手实录，阳明诗歌比钱德洪等编纂的《阳明先生年谱》更为可靠真实。

    王阳明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由狂入圣的过程。这个过程和他在学问上的变化大略相似并基本同步。黄宗羲称阳明“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从泛滥于辞章到遍读朱熹之书，循序格物而不得入门，遂长时期出入于佛老，及至龙场才恍然神悟，认识到“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又称阳明“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明儒学案》卷十），先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后，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阳明诗歌也有三变。每阶段彼此之间并非了不相涉，而是各有所重，各有其性格的表现及风格的呈现。

    湛若水称王阳明早年有“五溺”，即耽迷于任侠、骑射、辞章、神仙和佛氏。阳明“五溺”时期的诗作呈现的是狂者的风神气韵。不过，此时的诗作存世不多，特别是有关任侠和骑射的内容在阳明文集中完全不见踪影。任侠和骑射是一体两面的事，是阳明志学之年的喜好。那份英风豪气流露在辞雄气武的《梦谒马伏波庙题辞题诗》中。弘治十二年所作《坠马行》开篇四句写了出使边关的经历：“我昔北关初使归，匹马远随边檄飞。涉危趋险日百里，了无尘土沾人衣。”娴于骑射的形象呼之欲出。诗中“尝闻所□在文字，我今健如笔挥戈”两句，是阳明此时驰骛辞章的写照。

    王阳明自幼就有超越现实和自身有限性而追求无限和不朽的气魄，其立身行己超越于功名利禄之上，表现出强烈的超越性。王阳明的人生是儒道交叉的双行道。道教之于王阳明，在诗歌创作中是脱俗境界的呈现，在实际生活中是通达仙境的阶梯，是外在超越的途径，不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也不是逃避是非不明的现实世界的疗伤途径。

    龙场生死关口的启悟对王阳明的身心有很大的撼动，他经历了一番从物我二元世界契入一如天地的质的翻转。跨过这一照见本心的关口，王阳明的生命破茧而出，在主体精神中重生，从此风光霎时有异，诗中也有了体道的圆满之语、浩然之气。《霁夜》在闲静中体会万物的律动：“静后始知群动妄，闲来还觉道心惊。”这种当体即是的“知”“觉”反映了与良知体验的深刻相遇。其《送蔡希颜三首》其三以月映心：“悟后六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后一句内外通透，略似禅宗。孤轮独照，本心如月，物我一如，朗然圆满，写出心学亲证之境。

    生死一发的孤危，逼显出王阳明的良知说。王阳明致良知的功夫较之朱熹的格物致知更自然、更简易，较之注重文字表述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它更倾向于通过体验和直觉洞见事事物物中的天理，属于简捷方便的法门。因此，王阳明说良知的诗多为绝句。《答人问良知二首》《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不厌其烦、反复申说的只是一个意思，即欲求本心，只在良知，其求端用力的要点在于反求诸己心。《咏良知四首示诸生》其四借用禅宗语汇澄清良知的理念，用佛家的酒杯来装心学的醇酿：“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良知是无声无臭而慧心独知的，是秘于己心而非喧腾众口的，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独”字落实于一己存在的内心体证。

    王阳明重内圣而轻外王，轻现实而重超越。在江右阶段，他虽然在行政和军事上运作得很成功，但不以经纶之才自命，不以“驰骋于孙吴”自诩，毫无矜功自得之态，功愈高而心愈卑。他在崇义等地创作的战伐诸诗，处处有意贬低自己的事功能力和意愿，一再说“将略平生非所长”（《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百战自知非旧学”（《闻曰仁买田霅上携同志待予归二首》其二）、“深惭经济学封侯，都付浮云自去留”（《怀归二首》其一）。在他看来，立功封侯不过是征逐虚名，经世济民的业绩也是浮云。这是在消减人所称羡的功名事业的热度，凸显“山中古洞”“钟山旧草堂”等精神别业的高尚。王阳明身在风尘荏苒之际、兵戈战马之间，神驰于结庐浮峰之期、垂竿鉴湖之日。举王阳明《赣州诗三十六首》为例，他此时的诗中有多重的声音，一种是提兵平寇的凯歌，一种是山田野老的农歌，一种是萝月松风的梦呓，还有点瑟童冠的吟哦。或者说，其中有多重世界，一个是热血的戎马世界，一个是平和的农耕世界，一个是清凉的山林世界，前二者活现在眼前，气畅一时，后者则存在于梦想和忆念之中，落尽繁华。行动的世界背后浮现着静观的世界。王阳明并不担心笔下甲马兵戈与渔笠农簑的扞格，他将旌旗鼓角的意象与山田贾舶的景致相衔接，是为了说明他为和平而征战、为民痍而兴兵的正义性，显示他满腔的恻隐之心。如《回军上杭》云：“南国已忻回甲马，东田初喜出农簑。溪云晓度千峰雨，江涨新生两岸波。”时雨洗刷了兵戈上的血痕，贾舶载走了思民瘼、念疮痍的心灵包袱。《喜雨三首》其一云：“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觉光风转石萝。顺水飞樯来贾舶，绝江喧浪舞渔蓑。”他在兵事的书写中不忘注入“仁”的元素；戎马倥偬之际，不忘寻觅山林野性。《闻曰仁买田霅上携同志待予归二首》其二云：“月色高林坐夜沈，此时何限故园心。山中古洞阴萝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战自知非旧学，三驱犹愧失前禽。归期久负云门伴，独向幽溪雪后寻。”洞门烟月、雪后幽溪的描摹，归农之兴、故园之心的吟咏，保全了他那高人雅士洒落无尘的审美形象。

    王阳明作为命世人豪，学本一心，人们听其言，观其行，读其文，对这样独立天地间的“百世之师”自然有近于圣人气象派头的预设和想象。但如果仅用圣贤形象的模子来衡量他诗作中的主体表现，就容易带来阅读的盲区或误区。王阳明一生通明高爽，但又在从事抑或放弃公共事务的抉择之间挣扎。元明时期，文人多以隐逸为高、以野处为尚，风气如此，阳明也濡染此风。而且为了对治世人欲望之激扰不宁，他不厌其烦地表达隐逸理想。相较于道教修炼，隐逸山林的愿望表达更普遍地存在于阳明诗歌中。他虽然有侠骨豪情，却更欣赏孤舟听雨的萧疏情味。《次魏五松荷亭晚兴》其一表明隐逸之志道：“入座松阴尽日清，当轩野鹤复时鸣。风光于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长拟心神窥物外，休将姓字重乡评。飞腾岂必皆伊吕，归去山田亦可耕。”在王阳明早年，栖隐是和儒家孝悌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和慕道学仙相扭结的。如《赠黄太守澍》云：“惟萦垂白念，旦夕怀归图。君行勉三事，吾计终五湖。”

    王阳明即世间而超世间，常常幻想着去追求不受限制的自由。但事实上他生活在尘世间，其诗中既表达了尘沙富贵、飞絮浮名的志节，也谈到了养家糊口的俗累、妻子儿女的牵绊。如《重游开先寺戏题壁》云：“尚为妻孥守俸钱，至今未得休官去。”《庐山东林寺次韵》云：“远公学佛却援儒，渊明嗜酒不入社。我亦爱山仍恋官，同是乾坤避人者。”真实也是阳明诗的魅力所在。作为个性表现的主要载体，独标风韵的阳明诗歌没有被限制在心学的框架内。

    （作者：王利民，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