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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报告文学连载】
2016年6月27日，黄大年晕倒了。
临近正午，507办公室内突然传出“嘭”的一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王郁涵。她推开门，看到黄老师躺在地上，赶紧拽过他的书包，找出他叮嘱她准备的速效救心丸，给他塞到嘴里。
过了一会儿，黄大年醒来，对王郁涵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许跟别人说。”王郁涵顶着黑眼圈，飞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应了。
深探专项答辩进入最后倒计时，他们已经熬了将近3个通宵。黄大年更是逐页检查、反复推敲。“这个项目，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6年的心血，一点儿不许松懈。”黄大年像是在跟王郁涵说，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在沙发上躺了20分钟，就赶往北京参加答辩。到了宾馆，已是晚上11时，他把师生们汇总的全部答辩材料拷贝出来，就一个人回了房间。
那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不眠之夜啊！
第二天下午2时30分，黄大年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含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以惯有的自信完成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答辩发言。
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
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
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黄大年一口气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言：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5年多来没轻松过，最近一段时间没睡好过，有累倒的，有因委屈而忧郁的，有半道放弃的，还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最后一刻也终于没撑住，终于倒下，是吃着救心丸上验收场的，别人替代不了。但是，正是这些项目能为吉大培养出一帮“疯子”和“狂人”，一批能打硬仗的精兵。
身体已经发出强烈预警，可黄大年却依然像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
他的内心时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担心在科学的竞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
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让这个“拼命黄郎”更加疯狂，像只陀螺转到了极限！
看着他加班加点却眉头紧锁的模样，杨长春知道，大年需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去实现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他已经找到了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巅峰状态，胜利的时刻应该不远了！
正是这个“拼命黄郎”，每年几十次往返于10多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年走过的艰难路程。
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十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也正是这个“拼命黄郎”，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1亿多元。
“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谁能这样坚持下来？”看着黄大年因为科研进度欣喜若狂的样子，董树文也时常想起他刚刚回国时的情形：这个从一开始很不习惯、不习惯我们开会、不习惯我们讨论的人，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改变，才能引领协调这么多科学家完成这么多、这么大的项目？
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这火光燃烧的身体，却加速着迎向死亡。
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又晕倒了。
“病人什么情况？”凌晨2点，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看着这个面色青黄、脸冒虚汗的中年男子。
“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同行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
“他吃什么了？”
“他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带着怀疑，想为他做初步检查，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醒来，睁眼看到医生微微一愣，又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喘了一口气，又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这台电脑，在黄大年眼中，比命还重要。他从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这台电脑里装的，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华。
这一晚，黄大年都抱着那台电脑，睡得很不安稳。早晨一睁开眼，他就撑着爬起来。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背着书包奔出病房，“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翔宇宾馆的会议室时，有人下意识地了看表，黄大年怎么会迟到？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儿不一样——
他的那件黄色呢子西装皱得厉害，背也挺得不直，脸色泛着青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直到登台演讲，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边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PPT，一边滔滔不绝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问题。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他叮嘱于平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影响工作。还没出结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
检查结果：疑似胆管肿瘤。
于平一下子懵了：这种病怎么会落到了黄老师身上？！
那天晚上，于平在家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坐了很久，直到止住哭泣，才敢接起黄老师不断打来的电话。
已近午夜，黄大年刚刚兴高采烈地和一些专家探讨了一些问题，又来询问一些工作的落实情况。于平强打精神回答着，却一遍遍在心底问着自己：“黄老师身体这么好，却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她想到他没白没黑的作息，想到他草草了事的饭食，想到他一杯接着一杯的黑咖啡，想到他敞开窗吹着冷风提神，想到他有几次腹部痉挛的奇怪发作，想到他越来越不爱下楼、越来越疯狂地工作……
她怨黄老师啊，每次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走到窗边，炫耀式地举举杠铃说：“我们地质人，翻山越岭，走南闯北，身体好啊！”
她恨她自己，每次黄老师错过了体检，她都没有坚持己见，硬拉着他去医院……
她还想到了黄老师这两年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我是活一天，就赚一天。”
为什么，黄老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一种可能的答案，后来是在他家中发现的——
黄大年离开后，王郁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房子空空荡荡，从门厅到卧室，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衫。
“原来，黄老师不是没买，而是没时间打开。”王郁涵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想起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的，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他总说“洗旧了的贴身，舒服”。
有一次，她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她用手指了指，提醒黄老师。黄老师一看，圆圆的脸上咧出一个憨厚的笑：“没事儿，不耽误穿。”
正在她出神的时候，黄玲走了过来，眼圈红红的：“给你看一样东西。”
黄玲拉着王郁涵走到床边，打开床头柜上的三个抽屉。打开的瞬间，王郁涵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嘴——
三个抽屉里，满满地堆着药：胆舒胶囊、六味五灵片……
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凌晨二三时，也许更晚，张艳等得太久，已经睡下。黄大年到厨房倒了一杯热水，然后悄悄地走进卧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板药，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未完待续）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记者吴晶、陈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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