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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20日 星期三

    大地之子黄大年(九)

    作者:吴晶 陈聪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20日 05版)

        黄大年 郭红松绘

        【新华社报告文学连载】  

    生命倒计时

        2015年9月的一天,司机刘国秋给黄大年的秘书王郁涵下了最后通牒:“小王,连着3天半夜拉活儿,这咋整?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电话里,王郁涵赶紧说好话,“坐车的老师很辛苦,刘师傅您好心帮帮忙吧!”

        刘国秋是王郁涵为黄大年找的网约车司机,也是唯一一个能和黄老师“将就”的司机。

        黄大年常年坐北京到长春的最后一班航班。按正点是凌晨1点35分落地,可一遇上晚点,就得后半夜了,谁都不愿接这种单。

        这一次,电话里王郁涵好说歹说,刘国秋只得勉强答应,“反正是最后一回了”。

        到了这个钟点,零零星星的乘客中,黄大年背着大书包的样子很显眼。刘国秋闷闷地下了车,帮他打开车门,他依旧乐呵呵地喊了一声:“刘师傅,辛苦了!”结果刘国秋却没抬头,只是勉强应了一声。

        上了车,黄大年察觉刘国秋情绪不高,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突然提高了声调,很认真地说:“刘师傅,我做的事都是为国家,你拉我也是为国家作贡献。”

        他这么一说,刘国秋心里一震,不由回头看看他。透着路边的灯光,他看出黄大年一脸疲惫,心里一震:“一直感觉这小老头儿挺精神,应该是个大人物,还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的。”

        2015年开始,黄大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出差。他的日程表上,有些日程只标注一两个字,还有些临时通知的根本来不及记录。

        起初,刘国秋和同事们轮番接送黄大年,到了后来,别人都不愿拉他,只剩还算热心的刘国秋“一个人遭罪”。

        黄大年出差,永远订最晚一班。晚上10时的飞机,计划晚上8时走,他在办公室的事情还没弄完,每次都要晚个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出发,最后一刻登机的情况也不鲜见。

        好几次走到车门边上,黄大年还在和学生讲问题,刘国秋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只能拽着他就往车里塞,“再不走就真要误飞机了!”

        黄大年坐定了,总会笑呵呵地说一句“刘师傅,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然后从双肩包里掏出三个用塑料袋套着的烤苞米,往刘师傅手里递一个,“我吃两个,这是你的,我先吃,馋你哈。”

        拉上黄大年,这辆车牌为“吉AAG629”的速腾车就会上演“速度与激情”。刘国秋总是想尽办法,赶抄近道,黄大年则边啃苞米边打电话,说的都是中文,可刘师傅几乎完全听不懂。偶尔,有个十分八分钟的空闲,他就和刘师傅拉拉家常,有几次还聊起他家乡广西的特产。

        10月的一天,刘师傅又在黄大年家居住的小区门口干等,他正要给王郁涵拨电话,让她催催黄老师,一抬眼,看见黄老师拎着小皮箱,急匆匆走过来。刘师傅正要准备接过皮箱,帮他放到车后厢里,黄大年突然身子一倒,扑到他身上,刘师傅赶忙扔下皮箱,用手扶住了他。

        几秒钟工夫,黄大年缓过劲儿来,说了句:“没事了,咱们走吧。”

        刘师傅一听愣了,问道:“你还走啊?!”

        “一定得去。我就是太疲劳了,没睡好觉,没休息好。”黄大年摸了摸额头。

        “你真该休息一下,要不别去了。”刘师傅还想劝他,又怕自己多嘴。

        “刘师傅,这个会特别重要,你必须拉我去机场。”

        没过几天,“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要赴京申报,刘国秋把黄大年、于平送往机场和团队师生会合,瞧着他脸色非常不好。于平一查,北京雾霾,飞机飞不了,就和刘国秋两个人一路轮番劝他别去了,好好回家休息。

        走到半路,两人终于把他说通了。黄大年说让于平自己去,先送于平去火车站,没想到抵达火车站,他又说啥也不干了,绝不能扔下师生们自己回去。

        相处久了,刘国秋能感到,黄老师虽然脸上笑呵呵的,其实“犟得很”,谁都拗不过他。

        出差回来,经常还是最晚一班。见面第一句总说:“刘师傅辛苦了,实在不好意思,又这么晚回来。”然后就坐到后排,车子刚开动,就打起鼾来了。

        黄大年常常倚着车门、睡得很沉,不招呼根本醒不了。刘国秋担心他碰开车门掉出去,只好把左后门的门锁改装了。后来,还是瞅着不落忍,就从家里拾掇出一套毯子和枕头,黄大年上车了,好歹睡着舒服些。等待晚点飞机的时候,刘国秋自己也会用着眯一会儿。

        偶尔,赶上黄大年没睡着,刘国秋好心劝他:“你是不是得休息休息,你总这样身体不行。”看他整天捧着苞米啃,他也说他:“你也不能整天吃那玩意儿。”可黄大年总是说:“没事儿,我身体啥事儿没有,需要我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是啊!需要黄老师的地方太多了!

        作为他的助手,于平根本无法准确说出黄老师同时在参与多少个项目的科研工作。

        师生们开玩笑,除了长春机场的夜班地勤,见他次数最多的成了地质宫打更的大爷。地质宫晚上10时要清楼锁门,不出差的时候,黄大年常常凌晨二三时离开。赶上飞机晚点,第二天又要开会,他就直接赶回办公室,拽出书柜里的棉被凑合一宿。

        起初,打更的大爷很不情愿,找到院领导那里去抱怨。黄老师知道了,赔着笑脸,还时不常给大爷的小孙子捎点儿零食。

        有一次,他深夜下楼梯,迷迷糊糊想着问题,一脚踏空,从楼梯上跌了下来崴了脚。大爷心想,这几天肯定见不着黄老师了。可没想到,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乐呵呵地来敲门。大爷也被他的精神打动了,说“以后无论多晚,喊一声就行”。

        连打更大爷也被折服了,这就是“拼命黄郎”的生物钟——

        清晨,长春的太阳起得迟,畏寒的鸟儿还瑟缩在窝里。黄大年在办公室睡上两三个钟头,就爬起来工作了。他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伸胳膊抻抻腿,到外间拎个水壶,倒些隔夜的温吞水在白瓷脸盆里,刷个牙,擦把脸,就快步下楼来到不远处的校园面包店。

        不带馅儿的菠萝包,他总要捎上一袋,没有菠萝包,就要白切片,回去灌上一大杯黑咖啡,就埋首在成堆的资料里。有一次,有人好奇他为什么不买带馅儿的面包,他回答说“老看资料,弄脏了麻烦”。

        中午,大家叫他去食堂,他盯着电脑,目不转睛,常常是吃“两个烤苞米就行”。苞米带回来早就凉了、硬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赶上烤苞米的路边摊没出摊,他就从书包里再掏个菠萝包,继续奋战,直到深夜。

        2016年1月,深探项目课题答辩,黄大年带着大家熬了半宿,几十份材料总算准备差不多了。突然,他发现一张配图不合适,就要求马上改正,全文重新校对、打印。大家劝他先回去,可他还是坚持等着审看,一直到了凌晨3时。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起来准备当天上午的答辩。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专家”王献昌就没看见他正经吃过饭,不禁担忧地劝道:“大年,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你这样下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扛不住啊!”

        可他却走到办公室窗边,举了举放在那里的哑铃,笑着说:“献昌同志啊,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我是活一天赚一天。”(未完待续)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记者吴晶、陈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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