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诗经》的礼乐传承

    自周公制礼作乐，《诗》与音乐就紧密相连，作为周代乐舞表演的主要构成存在。无论采《诗》以观风俗，还是《雅》《颂》的祭祀宴飨、颂恭先王，都充满了音乐性的吟唱。而这种《诗》与乐的结合，不单单出于审美的需要，更把礼、乐与文采凝汇而成“《诗》教”，用于贵族子弟礼教的启蒙，如“十又三年，学乐，诵《诗》”“二十而冠，始学礼”（《礼记》）。而《诗》作为雅言，用于朝聘祭祀、宴射娱乐、对外交流等诸多场合，是国家、集体间和王侯公卿士民规范行为的依据。如《仪礼·燕礼》载国君退朝时小臣代表宴请大臣，堂上鼓琴瑟歌《诗》，堂下奏笙曲；《周礼·春官·宗伯》记国君和士按《驺虞》《采蘩》等各自的《诗》乐礼节进行射箭活动。《诗》乐用于钟磬宴设、庸鼓祭祖、钲铙军乐等，融合方方面面的礼仪，因而不同场合有不同配乐，琴、瑟只是配器中的一部分。据《周礼》记载，琴、瑟二者为瞽蒙所掌，并与视瞭、钟师、籥章等乐工配合，并没有占据突出位置。

    孔子是将琴、瑟从《诗》乐的多种配器中独立出来的第一人，将《诗》全部配以弦歌。当周王室衰微，出现了“季氏八佾舞于庭”和“三家者以《雍》彻”（《论语·八佾》）等诸侯僭越的局面时，尊卑分明的礼乐制度被冲破。孔子深感音乐的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义（兴道讽诵言语）与《诗》所传达的思无邪、君子德、夫妇礼、伦常序，对于解民愠、启民智的重要性。他也看到，过去《诗》乐是以钟鼓管弦乐队配合乐舞进行表演的，这样复杂庞大的演奏形式普通民众很难实践。而琴、瑟取材于生活中易获取的桐树、梓树，琴弦产生于家家可制的蚕丝，不仅具有简单易获取的特质，琴、瑟本身音域、音色颇具表现力，也能将反映百姓广泛社会生活交往的《诗》旨表达出来。因而，孔子厘定《诗》三百，“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使本来属于贵族礼乐范畴的《诗》乐，可以家弦户诵，走进百姓的生活。孔子立私学，实现了《诗》乐“移风易俗”的普及教化。礼乐是他一生实践的理想。他陶醉于“洋洋乎盈耳”的《诗》乐，齐鲁会盟以雅乐作为外交手段，陈蔡绝粮七日仍“弦歌不衰”（《孔子家语·在厄》）。孔门弟子更是礼乐的践行者，“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孔子曾到弟子言偃做长官的武城去，看见言偃倡导弦歌乐教（《论语·阳货》）；子夏、闵子骞三年丧毕援琴而弦，孔子称赞二人能以音乐约束并规范自己的礼仪（《毛诗》“素冠传”）。

    春秋战国，诸子出于王官之学，无论如墨家对诵、弦、歌、舞《诗》三百的礼乐之道的诘难，还是各国春秋史传中记载的外交辞令、聘问歌咏，都反映出对礼乐的学习是当时重要的社会习俗。此时士阶层不断扩大，弦歌的美学意义日渐突显，琴、瑟被赋予的德性内蕴，成为士阶层修养身心的重要途径。成连、师旷、伯牙等民间琴家的出现，客观上都使弦歌《诗》教得以传播，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虽然历史的尘烟消散了《诗》乐，弦歌《诗》三百大都早已失传，但是孔子极力推广的“《诗》乐之教”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作为一种礼乐符号而延续。汉代作为统一王朝，一方面以儒学为经术，尊《诗》成为“经”典；另一方面，儒家后学随势而起，四家注《诗》，义理训诂不离王治。伴随民族融合、多元音乐形式的汇入，汉代承古新制了大量郊祀、鼓吹新声，诗赋、乐府民歌渐次发展，疏离了弦歌《诗》乐原初的音乐性，消解了弦歌《诗》乐的礼乐主体，但《诗》与“雅乐”所内含的礼乐教化功用却更加广泛地延续了下来。《汉书·艺文志》载有“雅歌诗”四篇，“诗赋略”更按不同地域和题材列歌诗二十八家，正是对周代礼乐制度中采《诗》以观风俗、敦教化的承接，汉代射飨也仍依先秦古制。

    曹魏时，杜夔依古声创定“鹿、邹、伐、文”四首《诗》乐，而弦歌《诗经》的复兴则要到唐代。弦歌《诗》教因科举鹿鸣宴制得以完美承袭。唐为加强中央集权开科取士，重整三代经典，太宗为了“澄源正本、革兹弊俗”曾亲下诏书录“乡饮酒礼制”。乡饮酒礼源自西周，是社会嘉庆举贤、重德序齿的主要途径。据《仪礼·乡饮酒礼》载，周代乡庠举行乡饮酒会时，以弦歌《鹿鸣》开场来嘉祝宾客。唐代设“鹿鸣宴”，地方官宴请新科举人，也沿袭了前代弦歌《鹿鸣》的礼制。此后，鹿鸣宴在唐至清代的科举和教育文化体系中延续了一千多年。弦歌《鹿鸣》及乡饮酒礼中的《诗经》吟唱，因契合了统治者以明经科考吸纳人才和以歌《诗》的浸润教化之用，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唐宋弦歌《诗经》的音乐，因为当时有减字、工尺、律吕等多种记谱方式，得以流传。南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载赵彦肃传《风雅十二诗谱》，熊朋来《瑟谱》重编此旧谱，记录了唐代乡饮酒礼歌《诗》的乐谱。熊朋来又制歌《诗》新谱，以瑟伴奏，言“古者歌诗必以瑟……歌诗不传由瑟，学废也”，言虽有偏废，但在宋代女乐如此发达之际有弘扬《诗》乐之识可谓不易。后有《乡饮诗乐谱》《东皋琴谱》，枯木禅、自远堂琴谱等亦传《诗》谱；清代《钦定诗经乐谱全书》更依先秦古乐重制《诗》乐三百，《律吕正义后编》载其时宫廷帝后贺宴三大节庆时“和韶乐”，更是以琴瑟、钟鼓、埙笙等器乐再现雅乐盛况，达到了礼乐集成的巅峰；近代以来如《琴学丛书》著者杨宗稷等琴家，也进行了弦歌《诗经》的弘扬和复兴工作。

    弦歌《诗经》陶冶了文人君子，超越了单纯的、具有美学意义的、配乐吟唱的文学作品的高度。弦歌《诗》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特色，甚至惠及域外地区。唐宋以来泛亚文化圈往来频繁，弦歌《诗经》作为中国礼乐文化符号就远播东亚、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并对其礼乐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朝鲜半岛古代宫廷雅乐、乡器俗乐有汉礼器乐之影；唐乐的输入、“明清乐”如《魏氏乐谱》的传入对以雅乐寮为代表的日本宫廷礼乐建设颇有影响；越南古代宴飨大乐和内宴小乐在内的宫廷音乐系统建立，也受到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影响。

    （作者：任梦一，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