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的中国样式与态度

    【光明书话】

    说到细读，人们首先想到的，大约是英美新批评派。这个活跃在“二战”前后的文学批评流派，提出的重要术语之一，就是“细读”（close reading），即通过细致的阅读，发现文学文本中的反讽、悖论等特点，进而引出关于语言之张力的论述。为了反对意识形态介入对文本的解释、同时也反对思想对艺术的侵扰，新批评派更注重从文本到文本的解释。而这一倾向，也造成了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在内的解构派对其进行解构批评的一个口实。

    拙著《沙与世界：二十首现代诗的细读》中的“细读”二字指什么？它是从新批评来的么？如果要我做一个简单的回答，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十多年前，当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一边旁听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一边读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并试着写下第一篇诗歌细读的文字时，我对新批评派根本不甚了了。以后几年，也没有给予太多关注。那时的阅读兴趣，逐渐从文学转向哲学。而在哲学系上的不少课以及参加的读书沙龙，大都与“细读”或“精读”有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都曾在课上一字一句地读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在老师带领的读书小组中也读过，《心经》和《尚书·洪范篇》则是在读书沙龙中听老师的详细讲解后多次读过。

    工作之后身在文学院，才回过头来补“新批评”的课。虽然也有收获，可是像大学时读哲学书的欣喜乃至惊绝之感，并不是很多。因此，回想起来，倒是在哲学系的学习，对我后来渐次写成这些“细读”文字，影响更为直接一些。

    话又说回来，“细读”是独属于“新批评”的么？在新批评派将“细读”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提出来之前和之后，难道没有过其他样式的“细读”么？现象学的方法，不就是关于细读的一个很好的范式？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海德格尔对梵高的名画《农鞋》所做的描述和阐释，既是现象学方法的经典呈现，也可以看做是“细读”的一个典范。随着新世纪的脚步被引进汉语学界的、以列奥·施特劳斯及其友人和学生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学派，对古典作品的论述与分析，难道不是“细读”？从《圣经》到古希腊经典，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距离今天更近的现代和后现代，不难发现，通过古典政治学派的“细读”和耙梳，西方思想的图景在我们的视野中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而他们对历代经典展开论述的基本方式则是“绎读”“解读”“解释”“释义”“义疏”“疏证”“讲疏”“剖析”……不只是“细读”，还是对“细读”及其意义的伸张与开拓。

    虽然上述“义疏”“解释”等名目多变的称谓，多是中文翻译的结果，但是从其论述的具体展开方式来看，如此称谓也是名副其实的。它同时提醒我们，反观汉语世界自身的传统。与之相似的是，从古至今，无论是对四书五经的历代校勘、注疏与释义，还是各类选本的评注与绎读，抑或像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所做的旁批与点评，其实都是“细读”，只是侧重各有不同。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笔者在南京读书时，有缘读到的《德林老和尚讲〈金刚经〉》（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江味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具有醍醐灌顶之效的开示之作。这些文意通透的讲释，当然也是对经文的“细读”。类似的作品似乎不大进入主流学界的讨论视野，其谈论问题的方式与方法也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但是作为一种中国式的学习和细读样态，它们无论如何不该被忽视。这些学习和谈论问题的方式，给予后学者的方便和启发，同样不容抹杀。

    以上各种“细读”，路径和归旨各有不同，讨论问题的基本方式则是一样的：细致、虔诚、充满思想的张力与开解力。于是，就带来一个问题：“细读”只是一种阅读的方法吗？难道它不也是阅读、进而做事和为人的一种基本态度，甚至一种基本的德行？

    记得多年前，笔者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翻开书即看到前面的《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竟提到“读法”八十一条。其中有：

    （六十一）《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

    （六十二）《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之也。

    （六十三）《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

    （六十四）《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读到这些话时，我几乎哑然失笑，禁不住腹诽金圣叹的天真和迂腐。及至读到：

    （六十五）《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览其起尽也。

    （六十六）《西厢记》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

    又不得不叹服金圣叹实在是个“读书种子”，懂得如何读书。继而自我责备：如此天真、单纯、会心到虔敬的读书态度，去讥诮、毁谤它，实在是罪过。而所谓讥诮，不过暴露了讥诮者在做人上的虚浮、油滑，乃至庸堕。

    从大学起十多年的学习，让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大至生活的基本观念与取向，小至如何看待别人的认真，包括认真到极致的迂痴，都是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面对文艺作品时，这些态度又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我们从中会读到些什么，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和判断，并最终决定我们会成为怎样一个人。古典政治学派经常提起一句话：“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比敬畏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虔诚，乃至虔信——虔信不是迷信，不是取消自我的思想，而是经由自我辩驳之后的认知。我将这些称之为阅读的德性。虽然阅读的德性与人的德行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前者对后者具有可能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比如马一浮先生就曾说，读书的目的不在以“博文”炫人，而在“穷理”，更在“畜德”。这样的中国读书法，是值得我们记取并师法的。

    （作者：宋宁刚，单位：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