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顶尖大学的文化使命

    【思想汇】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大学作为知识分子云集之地，青年才俊造就之所，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理应承担重大使命。基于长期观察和在北大、清华的实地调研，本文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未来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大学从本质上而言是文化机构。建基于欧美大学模式之上、运行于儒家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我国现代大学长期纠结于中西高等教育理念之间的差异。我国顶尖大学承载着融合中西精髓、孕育中国模式的文化使命，从这一角度观察，一项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文化试验正发生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之中。不同于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它将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从而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种从文化使命出发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世界性意义进行的理解和阐释，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及其世界性意义

    我国高等教育在近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2003年位居全球500强的我国高校只有9所，2017年上升到45所。尽管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国大学发展却始终纠结于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国现代大学起源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建立的西式学堂，目的在于学习西方以强国，与本土文化传统关联较少。我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中西大学理念之间的冲突持续存在于高等教育发展之中：一方面，现代大学在建制上基于西方大学模式；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仍在大学的日常运行中发挥影响。

    两种模式之间的差异极其明显：西方经典大学理念强调知识的本体论意义，坚持从苏格拉底所开启并在柏拉图时代得以奠定的对知识和伦理加以反思的知识论传统。而我国高等教育传统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知识，尤其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强调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个体与集体的结合，强调学校与政治、社会、自然的结合。两种文化传统尚未实现很好的调和，这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并显著地体现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根据20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位居全球前200名的我国大陆高校有19所；在工程与计算机科学领域有41所；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位居全球前200名的中国高校只有3所。

    事实上，整个东亚地区高等教育沿循西方大学模式的发展进程也受到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传统的极大影响。东亚诸社会都在与西方大学模式的碰撞方面经历了相似的困难。例如，日本高等教育同样面临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窘境。然而，纵观世界，在西方大学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百年间，很少有除东亚之外的其他非西方社会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步。因此，我国及其他主要东亚社会的成就具有世界性意义。如何将本土文化传统与欧美大学模式融合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认同，是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顶尖高校面临的文化使命。实现这一文化使命极有可能推动一种新的大学模式的产生，不同于西方主要大学中的单一文化现象，将以二元甚至多元文化为其最主要特征。践行这一文化使命也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一场文化试验，探寻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可能性。

    在今日我国大学校园中，大量有益的西方价值和经验已经融为我国当代知识系统的一部分。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在努力避免西化的同时，更表现出强大的“化西”能力。这种学习他人的态度和能力在人类文化日趋融合的全球化时代至关重要。基于对国内外高等教育的长期观察，以及在北大和清华对学者及行政管理人员进行的实地调研，笔者认为，尽管全面实现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但在我国顶尖大学内已经出现了较为清晰的中西高等教育理念有机结合的迹象。

中西高等教育理念融合的文化基础

    我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中西大学理念的结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在长期学习、吸收西方文明之后，我国并未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一直试图处理好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与我国文化及历史境遇高度相似的日本在面对外来西方文化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策略。自明治维新起，日本便积极学习西方的科技与文化，将西方知识与自身传统并置，而不是加以融合。日本的策略在短时间内显得成功，但从长远角度看，则没有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自19世纪后期中学与西学的体用分离始，我国一直在与西方的碰撞中斗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主张保留基于伦常规范的经学传统以维护中华文化之“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实现富国强兵之“用”。在西方文明逐渐强盛的国际背景下，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体”“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我国文化传统遭遇了极大的边缘化。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及与西方的交流更加密切，我们对外部世界愈加了解，在面对时也更有自信。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具备在各领域发挥更大积极作用的可能性，这为中西高等教育理念的深层次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中华文明蕴含着包容的智慧。相对于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我国文化传统中“天下”的概念更适合今天唇齿相依的国际共同体。我国众多的民族以及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交融，最终形成多元的中华文明。在西方化浪潮席卷全球、文明的多样性受到威胁的当下，中华文明的“世界主义”精神能够为重构全球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作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开放、包容的文明传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辩证地看待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从矛盾中找到转机。这一点对于缺乏文明融合历史的国家而言，既难以领会，更无法付之于实践。

    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王英杰教授曾将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今西方研究型大学模式比作一栋由许多彼此不相通的房间组成的别墅，这种联系的“割裂”与现代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导致了学科之间、教学与研究、知识传播与人格培养以及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而中国文化能够促进人类与世界的融合，平衡个体、社会和自然环境；学习与生命的融合，协调个体目标、国家目标和全球目标；德行与知识的融合，使得德行的培育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之一；知与行的融合，实现实践与理论能力并重；以及对话模式下教与学的融合。

    再次，中国人灵活变通的思维特点使得我们善于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我国知识分子不易陷入中西高等教育理念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相反，他们可以灵活地将两者结合起来。“三流院长强调效率，二流院长注重管理，一流院长关注文化”，北大一位院系领导在访谈中如是说。在此，“文化”“管理”和“效率”都体现出中西价值的结合。与之类似，清华一位有着工商管理背景的学者评论道：“如果你仔细观察我国当今成功的企业家，从他们身上既能看到中国式的自我管理，或者说是修身，也能看到西方式的商业管理。”

中西高等教育理念融合的迹象

    对我国而言，现代大学是舶来品。我国传统高深学问机构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只有一些粗浅的相似。近代以来受赶超心态的支配，对西方大学理念的采纳主要出于功用的目的。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探索，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紧迫的现实需求搁置或掩盖。然而，经过长期艰辛地对西方模式进行本土化的努力，我国高校已开始有所丰收。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立足自我、博采众长的意识和能力已在我国顶尖高校中有了显著体现，其学术精英及管理人员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表现出深刻的思考和洞察力，并且已经在大学的日常运行中加以融合。

    首先，现代大学执着追求高深而纯粹学问的理念在我国逐渐扎根。在个人层面已经根深蒂固，正如清华大学一位受访学者所言：“我们必须追求和捍卫真正的学术。没有了这点，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在院校层面，对这一基本理念的认同也有相当充分的体现。这一点在我国大学领导人员的各类演讲和报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家政策层面，这一理念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受访学者大多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赋予大学的自治空间越来越大，从而为高校和学者的学术探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主要西方社会中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着变化，日益受到市场与政府的干预。传统上认为互不相容的中西大学管理治理模式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

    其次，我国学者和高校管理者表现出坚定的文化自信以及探寻自身文化认同的使命感。在谈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时，来自于清华和北大的两位学者分别说道：“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只是时间问题，虽然很难具体地说要到什么时候，但我们充满信心。一旦达到某种水平，我们会有自己的特色、经历长时间发展形成的独特性”；“我们不可能照搬牛津、剑桥、哈佛的经验，我们将在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尽管目前仍然很少有人能够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发展之间建立起清晰的理论联系，但对于从中探寻中国大学身份认同重要性的认识已得到广泛认可。正如北大一位中层管理人员在对比了我国现代大学和牛津、剑桥的历史之后所指出的，“中国大学需要更多时间来形成自身的文化、理念和认同”。另一位受访学者做出如下分析：“我们需要有对自己文明的理解，才能为学术工作和学术生命提供内在的支持。赶超的心态是功利的、不够科学。我们的规划和政策不应被这种心态所主导。随着今天国家的发展，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未来，并在此基础上定位我们的大学。”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目前仍很少有人能够解释清楚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这也在笔者对清华和北大两所顶尖高校的学术精英和院校领导进行的访谈中得到了证实。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表达出坚定的信心，但几乎没有人能够从理论的高度清楚阐释自身的发展经验，及其与西方大学的不同之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过于依赖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观察和指导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即关注我国顶尖高校的文化使命。当国际学术界仍然普遍认为中西高等教育理念难以相容之时，我国最顶尖高校的发展已经清楚地表现出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可能性。相比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观察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和政治视角，文化使命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世界性意义。

    （作者：杨锐，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李梦洋，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