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与古典文明

    人们常说拜占庭人传承地中海古典文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主要是指他们在漫长的中古时代占据着希腊及希腊化这一古典文明核心区；其生存环境的重要特点在于，东地中海浅海区域形成的人居模式多样性和沿海城市文化中心的持久性。自古以来，地中海特别是东地中海地区孕育了多种古代文明，及至古典文明昌盛的希腊罗马时代，地中海古代文明出现了集大成式的发展。在上千年的中古时期，拜占庭文化直接继承和传播了古典时代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并吸收了早期基督教和古代东方诸文化。

    拜占庭帝国以海洋为生命线，其千年都城和核心区，特别是主要文化中心城市均以海洋为依托。东地中海不仅成为这个千年帝国的安全屏障，也是其物资流通供给的大小通道，多种海洋贸易更是其重要的财政来源。拜占庭文明虽然具有农耕性质，但作为拜占庭文明中心区和区域经济中心的财政则主要依赖诸如黎凡特这样的海上过境贸易，而几乎全部建立在沿海地带的大中城市更掌控着拜占庭经济生活的命脉，海上商贸带来的巨大利益支撑着帝国的文明生活，为其传承古典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拜占庭人传承了地中海生活习俗，其热爱海洋的风尚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欧洲大陆的风俗习惯截然不同，与草原游牧生活更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视海洋为“仙界”“险境”的东亚大陆文明区别显著。自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启用“新罗马”之后的千余年，拜占庭社会和城市文化生活都依海而兴，而海上贸易优势地位和海上霸权的丧失则使帝国陷入衰落，当奥斯曼大军切断其海上供给线，拜占庭帝国的命门便被击中，其灭亡之日便到来了。因为拜占庭文明存在的物质基础不复存在，其传承的古典文明火炬也向西传递到亚平宁半岛。

    正是在与地中海古代多种文明集中发展相同的环境中，拜占庭知识分子顺其自然地继承了传承古典文明的人文环境。他们不仅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语言文学和思辨智慧，与基督教神学思辨相结合，而且沿袭了古罗马人的“帝国”政治哲学和法律制度，与中古帝国皇帝专制集权国家的政治相结合。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文化核心区和主要中心城市恰好都是在古代地中海文化昌盛的古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如亚历山大、安条克、以佛所、雅典、罗马、耶路撒冷、拜占庭城这些集中在东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遗址自不必说，就是那些后来兴起的内陆中小城市也是古典文化强大影响下的产物。毫无疑问，拜占庭文化能够在上千年时间里独步欧洲地中海世界、始终保持其领先优势地位，与其对古典文明的继承密不可分。

    拜占庭知识界始终以希腊语为主要媒介，始终保持着对古典文明的价值欣赏、审美青睐和旨趣偏好。自从拜占庭首都“新罗马”开启之日，那里就吸引着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知识精英，他们携带大量古典文献和古代文物前往首都，在朝廷支持下，开办图书馆，建立学府，教授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收集古典作品，研究古典哲学，注释古典文学，传抄古典杰作，尚古之风长盛不衰。上文提到的诸多古代文化中心城市均成为当时研究古典之学的重镇，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派，而所谓以“新亚历山大运动”为代表的文化思潮实际上是将古典哲学遗产纳入基督教神学的学术活动。在拜占庭帝国，教俗两界的知识分子都无一例外地精通古典学问，甚至讲不好“纯正”希腊语的人难登学术殿堂，在朝廷之上也招人耻笑。11世纪的拜占庭大学者普塞罗斯就以其在少年时代即可背诵《荷马史诗》为傲，而科穆宁王朝公主安娜在其撰写的《阿莱克修斯传》中不仅熟练引用古希腊诗文，而且效仿希罗多德的写作风格，领百年历史写作之风潮。如果没有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民法大全》，后世人全面了解古典时代法律是难以想象的。9世纪的修辞学家科米达斯根据历代传抄的珍本，对照多种版本对《荷马史诗》进行的重校版本成为其后几个世纪乃至今天多种版本中最权威的原始版本。拜占庭知识分子对古典文明的痴迷，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仍然令许多人文主义者羡慕、敬仰。

    事实上，拜占庭人向西传承古典文化的高潮持续不断，主要还是通过拜占庭帝国在亚平宁半岛的属地进行的。直到13世纪，意大利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和城市都是在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范围内，那里是希腊移民祖辈的定居地，是希腊语和古典文化流传的地区，特别是由于两地同属古典文明区，拜占庭文化很容易获得当地人民的认同。毁坏圣像运动前，5世纪亚历山大城著名的古典女学者海帕提亚与其父修订注释的托勒密《地理学》和《天文学大全》及多部数学专著就流入意大利。此次运动后，伴随着教会文化的消沉和世俗文化的复兴，古典文化在当地出现了更为广泛的扩展。拜占庭人包罗万象的教育体系也极大地影响着其西部领地，老师们要求学生既要学习《圣经》也要背诵《荷马史诗》，哲学、算术、天文、法律、物理和神学课程均成为高级教育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基督教信仰并不能改变人们对古典文明的热爱，因为单靠教会文化难以满足地中海世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需求。

    拜占庭文化虽然在斯拉夫各族群中得到广泛认同，并对阿拉伯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但在传承古典文明方面，其最后一次高潮却出现在14世纪以后。正当巴尔干半岛因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征服扩张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拜占庭知识分子被迫移居意大利之际，西欧早期资产阶级发动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大批报国无望不堪忍受异教压迫和动乱形势骚扰的知识分子，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在意大利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对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譬如对文艺复兴运动有重要影响的拜占庭学者皮拉杜斯就是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的希腊语言文学老师，薄伽丘在《异教诸神谱系》中盛赞他是“最伟大的希腊文学活权威和希腊传说故事取之不尽的档案”。又如，在曼努埃尔·赫利索罗拉斯、基米斯杜斯·普来松和贝萨隆等一批知名的拜占庭学者中，最为拜占庭学家瓦西列夫推崇的是“贝萨隆……他是拉丁化的希腊人……是捍卫柏拉图学说的学者型神学家，一位对开启近现代文化作出无与伦比贡献的尚古的学者”。正是这位拜占庭学者最终选择威尼斯作为其古代手稿的永久存放地，746卷手稿中有482卷古希腊典籍抄本，几乎囊括了古希腊所有重要作品。这些拜占庭学者翻译整理的诸如《理想国》《地理学》《政治学》在内的大量古希腊著作不仅忠实于原文，而且符合拉丁语表达方法，可谓信达雅的典范，超越了此前的任何翻译版本。诚如后世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正是贝萨隆等一大批拜占庭学者的贡献，才使得现存于世的75%的古希腊文献以拜占庭手抄本的形式流入意大利。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提及的“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指的就是古典希腊文明。

    总之，拜占庭人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在漫长的中古时代以独特的方式继承传播了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扩大了其影响，也在近代初期那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中，将古典文明的火炬完好地传递给了后人。

    （作者：陈志强，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