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持久而辛勤的研究”

    日前，2017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杂志再次位列文学类期刊榜首。对于众多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份刚刚度过60岁生日的杂志，也早已是他们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当年的何其芳到如今的陆建德，主编换了几届，从当年的卞之琳、王季思、刘文典、季羡林、郑振铎、钱钟书等人到如今的袁行霈、杨义、陈平原、詹福瑞、蒋述卓、刘跃进等人，编委也几经更迭，但他们无不是各时期文学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从《创业史》研究到围绕《班主任》的讨论，从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到开设《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建设》专栏，《文学评论》总是走在学术的前沿，把焦点对准那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引领一代又一代文学研究者把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把最好的文章投给《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的前身是创刊于1957年的《文学研究》。创刊号中没有发刊词，只有一篇由何其芳执笔的《编后记》。

    这篇《编后记》写道：“除了和一般刊物一样也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结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

    60年过去了，撰写《编后记》的传统，至今仍然在延续，鼓励“持久而辛勤的研究”的初心也没有改变。

    虽然著述丰硕，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总会想起自己发表在《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的论文《论中国新诗》。在此期《编后记》中，编辑用了不短的篇幅来评介这篇论文，其中一句是：“谢冕先生是研究当代诗歌的权威学者，他将目光与兴趣回溯到新诗出世之初和成立之前，或许觉得最近十几年的中国新诗暂时无话可说。”

    “我不知这文字出自哪位主编之手，我很珍惜这段文字。因为这不仅表明编者对这篇论文的看重，而且表现出一个编者对一个作者的深知，是建立于理解基础上的内心的交流。这段《编后记》让我感到温暖，这种温暖一直保持到现在。”谢冕说，“学问做久了会有自己的体验，我有时想，最值得看重的不一定是那些厚厚的专著，而极可能是一篇貌不惊人的、普通的论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文学评论》的编者中找到了知音。为了写这篇《论中国新诗》，我投入了毕生的学术积累，并融入了伴随我漫长岁月的辨析与认知。这点隐秘的初心，被非常专业的《文学评论》编辑捕捉到了。”

    像谢冕一样，很多学者都希望把自己“持久而辛勤的研究”交给《文学评论》发表。

    每当准备给《文学评论》写稿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范伯群都会感到特别“隆重”：“首先自己得评估一下所要写的题目是否能符合《文学评论》的‘规格’，以后即使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也得花半年甚至一年再去充实资料。”

    “在我的心目中《文学评论》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有视野，有思想，有才情，而又不趋时，不虚浮，不酸腐。”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看来，《文学评论》是他的学术标杆，“每当动笔的时候我就会想，这篇论文能达到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水平吗？于是，写还是不写，自己就会踟蹰；开始写了，就会认真再认真一些。”

    对于这些已经称得上“功成名就”的教授们来说，大多已经没有了职称晋升、“核心期刊”的压力，“持久而辛勤的研究”既是对一份学术期刊的敬意，也是对它所坚守的学术品格的敬意。

    “把最好的文章投给《文学评论》，我相信有这种想法和做法的学者应该有很多。”刘石说，“一个刊物办到这个份上，够了！”

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学人

    很多文学研究者在踏上学术道路之初，都有一段与《文学评论》有关的记忆。

    因为读了1982年第6期发表的李青春的《浅谈美与善的关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赖大仁写出了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大学时读了钱钟书先生的《诗可以怨》，刘石从30多年前开始就成了铁杆“钱粉”；因为读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合写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选择了现代文学专业……

    从《文学评论》的名家名作中学到了为文之法、治学之道，年轻的学子们尝试着给《文学评论》投稿，开启自己的学术生涯。

    读研究生二年级时，刘石把一篇研究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论文寄给了《文学评论》编辑部。约莫过了两三个月，竟然收到了考虑刊用的回信。多年之后，当刘石见到当年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陈祖美时，他有无限的感慨：“当时我就想，做一个好编辑对小人物来说多有意义！后来我果真做了编辑，就不自觉地拿陈祖美先生当榜样，不废大家，重视普通人，尽量认真地去阅读没有请托的自然来稿，一旦留用了，心里就揣摩着对方如何同我当年一样偷着乐，然后自己也抿嘴笑了！”

    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正在湖北一所高校任教，29岁的他把一篇打磨了半年多的文章投给《文学评论》，几个月后收到了编辑王信告知“留用”的来信。

    “我从1986年第4期在《文学评论》发表第一篇比较正式的学术研究文章，直到今天，每一篇文章都是我自己投寄，从来没有经过任何人的‘介绍’‘推荐’而发表的。”程光炜说，如果没有王信这种好编辑，也许他还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称王信先生是我治学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不算是过誉之词”。

    “60年来，《文学评论》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学人，确保优秀稿件源源不断，这是《文学评论》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说，如今“70后”学者已经成为《文学评论》最重要的作者群体，“他们代表着中国文学研究的未来。《文学评论》能否承担起名刊的责任，能否不断激发思想的活跃，能否持续推动学术的进步，我们期待年轻一代学者给予更多的支持”。

    60年来，《文学评论》播撒下的学术的种子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把年轻的读者培养成年轻的作者，陪伴年轻的作者成长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文学评论》是中国文学研究的记录者、见证者，也推动着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作者：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