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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中国古代的流寓民歌

    作者:李雄飞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20日 13版)

        中国历代人口流寓与各地民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联系自民歌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先民的流寓推动、促进了民歌的起源。文字出现之时,远古民歌早已在不断产生又不断消失。流传至今的上古民歌及四方之音的来历,都是些美丽的传说或后人的伪托,是先民持续流寓而开疆拓土的结果。且各地人类最初发出的声音清浊粗细有别,各地民歌的差异从产生的时候就开始存在了。每一种民歌无不有它相对完整的生命轨迹。起先,它的原生形态必然涟漪式地卷动越来越多的各种人群参与进来,需要地域文化及各种艺术的影响、渗透、哺育、作用,需要依靠人口流动不断丰富与更新。上层文化与时代文化也以各种因素及渠道建构民歌,可任何社会流寓的主体都是民众,民众带来四方文化,给民歌注入源源不断的成长活力。而每一种民歌开始衰落,也是因为不断纳新的民众群体使得旧民歌落伍于新生活,新民歌自然就产生了。民歌是一条文化河流,从二言到七言、杂言的新陈代谢及递变背景,与历代各地长期频繁的人口流动不无关系。

        古代民众的大规模流寓往往是间歇性地骤然流动开来,虽有天灾或部族迁徙等使然,但战争等人祸尤巨。太平年间,正常人口流动既有百姓谋生行艺、投亲靠友、远婚远丧、长途贩运等,也有皇族、官宦、富商、士子、僧侣外出。不同时代、地域、民族之不同阶层、身份、职业、性别、年龄的不同人群以不同方式经历不同路途、遭际、命运之流寓,由此而引起的自然、社会与人文氛围之变化,使得流寓者摇荡情性,创作出风格、种类、形态、旨趣迥然有异的民歌。他们以歌完成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诉求,在现实世界与艺术氛围里寻找心理平衡。唱歌成了民众流徙的一个环节、步骤与伴生行为,使得艰辛流寓成了一路掏心挖肺、以歌当哭的演绎,成了一种诗性浪漫、履虚蹈空的行走。一些民间歌手更是随编随唱,形成个人演唱风格,使得许多民歌相互影响,也由之诞生了许多经典民歌及民歌类别。社会流寓改变着民歌土壤,造就一部分民间的歌者与歌曲,也在降低一部分人的歌唱情绪。战乱频仍更是使得许多地方人死歌绝,成了民歌空白带或隔离带,民歌跟着断代。由此,古代民歌绝大部分消亡了,歌本靡有孑遗,流传下来的又以悲歌居多,浓缩着民众的复杂情感及人生感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民歌对于社会流寓的记录与反映是多层次、多维度且纤毫毕现的,有被动与主动、外出与家居、群体与个人等。时移世易,流寓是长久、无限、永恒、绝对的,安定是短暂、间歇、有限、相对的。可具体而论,无论是民族、部族、家族、家庭,还是国家、社会、阶层、个人,安定时期多,流寓时期少。假以时日,百姓的安居生活总会接踵而至。国泰民安是歌舞的温床,有利于各种民歌自由地产生、成长与蔓延。人们能够闲下心来编创、演唱、传授民歌,也需要以民歌融入、调剂、美化生活,以发挥民歌的生活效应。上层社会也需要观风俗以知得失,需要粉饰太平,更需要酣歌于室。于是,人们又开始在民俗与节日里演绎民歌,举办歌会,在特定场合歌唱先祖来历——前朝流乱成了教育后人珍惜生活与凝聚部族人心的有效手段,在多样的歌唱里触摸生命的意义。民歌可以在很短时空内穿越,具有动态性与传播性。“风”,道出了民歌的流动性,总是以鲜活的面貌存在,倏忽来去,听、看、采集与保存都具有及时性,歌唱的过程就是传承过程与传播过程。“风人”走到哪里,会把民歌带到哪里。一般情况下,百姓在一定地域内相互流动,民歌交流不断,自然形成品种与文本大同小异的一个民歌文化区。随着毗邻该区之山形水势渐变,民众的渊源来历也在渐变,前一区域的民歌在递减,后一区域的民歌在递增,陆地接壤、大河两岸隔不断歌来歌往,出现了毗邻民歌文化区,区域之间形成大致相似的民歌文化带,直至遇到天堑或不同的民族文化区域而渐趋中断。民众短距离流动一般在同一文化带,他们把当地民歌带出去,把外地民歌带进来。起初,两地民歌的传播交流也许并不理想;可旷日持久,相邻或间隔的民歌文化区自然形成犬牙交错的分布格局;且多种民歌长期融汇,往往重构而成一种新民歌。而民众长途流寓,一般会在不同民歌文化带里进行。流寓的间断性与复杂性使得一种民歌经年累月地从此地传到彼地,流出地的歌声会反复洒向沿途,形成许多民歌文化过渡区。两地之间如果是无人区,则会形成民歌的“孤岛”或“飞区”。

        可惜,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中国古代民歌只有少数来自劳苦大众,十有八九依靠优伶继承与发展下来。为了谋生,优伶一般从乡村流寓到城镇,也把乡土艺术带到城镇。他们对传统民歌予以加工、改造与再创造,佐以伴奏、化妆、表情、动作等,然后在青楼、茶馆、书场或府邸表演,民歌也由此变成了俗曲。少数民歌从乡移于邑,邑移于国,经才人文士之手,同样成了俗曲;且世道一变,宫里、官府与城镇的优伶流落乡野,又在推进民歌发展。与之相类,历代乡间顶多有个童生、秀才、私塾先生,文人的生活圈也在城镇。古今文人多矣,可怀才不遇、沉郁下僚者众多。纵然为官,官场生态又会使多数文人动辄得咎,遇黜遭贬。文人们消愁解闷的途径不外乎纵情山水,逗留市井,耽溺诗酒,流连歌妓。歌妓的俗曲流行于下层市民与乡野愚氓中,被流寓的文人听出了乡野味道,惊为天籁,误作民歌,记载下来,竭力效仿,其仿作、拟作便也被当成了民歌。历代学人不辨真伪,以讹传讹,俗曲就成民歌了。这样,经过岁月的反复淘洗,真假莫辨的古代民歌有极少部分依靠固化了的文字流动开来,传承下来,且随着文人的反复流寓而流落四处。

        看来,中国历代人口流寓直接或间接、整体或局部地决定了每个朝代的民歌存在风貌,每个朝代的民歌时时刻刻地闪现在中国历代人口的流寓环节里。

        (作者:李雄飞,系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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