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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吉卜林
在十九世纪末，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曾经在《东西方歌谣》（Ballad of East and West，1890）中写道，“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相遇，/ 直到天和地跪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这看上去仅仅是两句诗而已，但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我们今天讲“当东方碰到西方”“哈里碰到萨利”“北京碰到西雅图”，可能都是从这里来的。这两行诗暗示东方和西方如此迥异，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永远无法融合。
吉卜林曾经在印度工作多年，作为英国殖民者，他天天都要面对印度人，与他们打交道，因此他的小说和诗歌不仅仅是异域风情的描写，而且充满了对东西方关系的思考。吉卜林曾经说：“所有与我们一样的人是我们，所有其他人都是他们。”这句话使我们想起二十世纪西方思想中的“自我”与“他者”。这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往往将“我们”视为主体、将“他们”视为客体，从而凸现“我们”的优越感。相对于“他们”，“我们”更加文明、更加进步、更加人性，而对方则是相反。今天再看吉卜林这些思想，可能有助于我们发现英国殖民思想和帝国思想的根源。
但是吉卜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高高在上顽固不化。《东西方歌谣》的确讲述了一个东西方冲突的故事：印度土匪盗窃英国殖民军队的马匹，骚扰殖民军的军营。但是，在土匪头领和殖民军将领的矛盾和较量中，他们的儿子却成为朋友，甚至肩并肩的兄弟。在诗歌末尾，吉卜林写道，“没有东方，没有西方，没有边界、种族和出生的差异，/只有来自天各一方的两个强者的对峙，面对面站立”。吉卜林诗歌强调了两个人的团结和友谊，这个友谊超越了他们的种族、出生、地域和社会背景。
“搭桥会”与“拆桥会”
在二十世纪初，英国作家福斯特（E.M.Foster）对印度的描写与吉卜林非常不同。在《印度之行》（Passage to India，1924）中，他讲述了英国老太太莫尔夫人率儿媳妇阿德拉到印度去看望儿子的故事。在这次旅行中，她们深入了解了印度人、印度的古老文化，以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老太太的儿子是英国派驻印度的殖民官员，掌握着地方的大权，决定着这个地方的命运。老太太试图说服儿子要对印度人有仁爱之心，然而儿子却说：“我们来这里是统治的，而不是做慈善的。”
在小说中，英国殖民当局举行了一个花园聚会，邀请当地的英国人和印度人参加，希望能够在两个民族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英国人聚在一起交谈，印度人聚在一起交谈，根本没有达到交流的目的，因此这次“搭桥会”（Bridge Party）差不多变成了拆桥会。福斯特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多有批评，他希望殖民当局能够多了解印度文化，多尊重印度文化，但是大多数英国人没有这样的意愿。他的小说可以说预见了印度未来的独立。
无独有偶，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和作家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38年到访中国，希望了解正在发生的抗日战争。他们访问了东部前线，了解了中国军队的抗战情况，见证了战地医院中士兵的牺牲，以及难民遭受的巨大苦难。中国文艺界在武汉的一家酒店为他们举行了欢迎酒会，中国作家田汉在酒会上朗读了一首欢迎诗，奥登也朗读了一首《中国士兵》。奥登的诗赞扬了一名为民族自由而牺牲的无名士兵，田汉的诗则将奥登比喻为19世纪的拜伦，意思是拜伦曾经远渡重洋，为希腊的自由而战斗，而在20世纪奥登做了类似的事情，值得称赞。
然而，这次酒会在奥登和伊舍伍德的“旅行日记”中似乎并不那么令他们兴奋，实际上，他们感到这样的聚会很累。虽然中英双方都很热情，脸上都堆满了笑容，但是酒会没有真正达到交流的效果，有点像福斯特所描写的那次“搭桥会”。“旅行日记”说：“空气中弥漫着中英联合的字眼，但是我们在真正地进行交流吗？我们热情地与主人们说着‘英国’、‘中国’、‘诗歌’、‘文化’、‘莎士比亚’、‘国际理解’、‘萧伯纳’等等，但这些文字的意思仅仅是‘很高兴见到你’。它们仅仅是相互信任的符号，像相互开具的空白支票。”
翻译问题与认知问题
在传统上西方认为，东西方由于语言和思维上的差异而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经将语言描述为“存在之家”，即语言不同，则思维方式就不同，对世界的认知也不同。一种文化的特质和精神，只能用它自己的语言才能表述，用其他语言无法表述。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在《通往语言之路》（On the Way to Language， 1959）中想象了他与一个日本人的对话，来说明东西方语言及思维相生相克的困扰。
日本人能够讲流利的英、法、德等西方语言，但他们所谈的内容是东亚诗歌和艺术。海德格尔认为他们不可能达到交流，因为“对话的危机隐藏于语言本身，而不在讨论的内容”。换句话说，“日语的精神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说，“假如人由于语言而居住在存在的名下，那么我们与东亚人就仿佛居住在完全不同的家里。”在这个对话中，海德格尔代表了西方的语言哲学传统，即认为东西方语言和思维如此的迥异，以至于两者不能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沟通。
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热爱中国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对于他，就像水之于鱼，他感觉从中国文化中发现了“另一个希腊”。他曾经把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翻译为“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他把“故人”理解为一个人名了。他翻译的“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更加奇特：李白的意思是瞿塘峡的滟滪堆有很多暗礁，五月份涨水时，不小心很可能触礁。但是庞德把“五月”理解为两口子分离了五个月，五个月都没有见面和接触，因此非常思念。
有人说，庞德的误译不仅仅是翻译问题，而且是一个认知问题。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曾经批评西方学术机器将自己的想象投射到东方，从而建构了不是东方的东方。保守的西方学者据此推论，庞德所呈现的中国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甚至有人否认庞德从中国文化中学习到了任何东西，认为他所说的那些所谓的中国文化，其实都是西方思想的投射，在西方早就存在。
保守的西方学者还会质疑跨文化理解的可能性。比如说，道家的“道”可以翻译成the way吗？答案是不可以，肯定应该翻译成Tao；儒家的“仁”可以被翻译成Benevolence吗？答案是不可以，因为道和仁的概念与the Way 和Benevolence的概念不能完全重合。言外之意，用西方的思维模式永远无法理解中国，走得更远一点，就是文化之间无法相互理解。有一款日本游戏叫Ninja（“忍者”），是用砍刀砍水果，砍得越多，得分越高。这里的“忍者”，有点像我们所理解的武侠，日本版本的“忍”肯定与中国的“忍”是两回事。中日两个东方国家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都如此不同，何况是东方和西方呢？
和谐发展
那么，东西方之间能否实现跨文化理解呢？显然，西方有些理论夸大了语言中那些不可译的成分，从而忽略了中西方思想中“契合”的部分。中国学者王佐良先生谈比较文学的著作叫《论契合》（Degrees of Affinity，1985），张隆溪教授论中西比较的著作叫《道与逻各斯》（The Tao and the Logos，1992）。虽然中国思想中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有一定区别，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双方完全无法理解。王佐良先生所说的“契合”与张隆溪先生所说的“对等性”（commensurability）很相似，两人都肯定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的可能性。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理”的概念，因此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无法对接，然而这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巨大误解。据张隆溪教授考证，古代中国不仅发明真理的概念，而且这个真理概念与古希腊的真理概念非常相似。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趋势是观察东西方思想的“对等性”，或双方理解和交流的共同基础。那些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人可能只看到了吉卜林诗歌的第一部分，而现在他们完全应该看到第二部分。
吉卜林不可能预见他身后一百年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已经意识到必须用国际法来规范各国的行为；必须用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分歧；必须在各个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包括医疗、环境、消除贫困、疾病预防、反恐等。信息技术将各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实现各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虽然在一些地区，东西方仍然以怀疑眼光相互对峙，但大趋势是接受对方的差异，把差异视为文化多元性的一种表现。
世界正在进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承认他者权利、尊重不同价值体系，将成为新时代的新意愿和新潮流。他异性将受到尊重，边缘思想获得更多认可，甚至可以向中心移动，与主流思想并存。不同文化的人们将视对方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达到文明互鉴、和谐共存。这种新的包容精神，将取代从前的对抗型思维，取代“文明冲突”的预言，因为几个世纪的文明碰撞已经教会了这个世界要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
（作者：张剑，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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