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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我者是指有共同文化认同的群体，反之即为他者。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我者是指居住在古埃及疆域内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群体，亦即埃及人。古代埃及的疆域，尽管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是其基本地域范围却是相对固定的，即北临地中海、南到尼罗河第一瀑布、东北通过西奈半岛与亚洲隔开。由此，居住于这个地域范围之外与古埃及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群体就是他者，即非埃及人。
关于古代埃及文明中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有三个递进的层次：首先，二者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在内涵上非此即彼，从而凸显出二者的不同；其次，二者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对立与排斥，我者的构建以承认他者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他者，就没有我者；最后，二者非此即彼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演进发生转化，并最终走向认同。
古代埃及人对自我概念的构建是通过对他者的比较来完成的。在古埃及人心目中，亚洲等他者的地理环境和居民不仅不同于埃及和埃及人，而且比埃及的地理环境恶劣得多。与此同时，古埃及人用单词“芮迈特”（rmt）特指埃及人，而将其他非埃及人称为“哈苏提乌”（hasutiu），即“外国人”。如此，古埃及人将自我在地理环境和族群上从他者中区分出来，进而构建起了我者和他者的概念。
在对我者和他者概念的界定中古埃及人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则根植于古埃及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古埃及人心目中，埃及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或地区则处于世界的边缘。在地理环境上，边缘地区的高地丘陵和荒漠与世界中心埃及的尼罗河冲击平原相对立，所以边缘地区无疑是混乱的象征，只有中心国家才是秩序的社会。不仅如此，对于古埃及这个世界中心来说，边缘地区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中心国家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一切需求。边缘地区通过向中心国家提供物质财富而获得其存在的价值，而他们自身在“文化上低劣，不知道建城造房，不认识谷物，不知道夏种冬收，因此，只有在被中心国家所关注的时候才可以进入神祇创造的世界”。事实上，古埃及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来源于其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以及古埃及人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即古埃及人从太阳每天的升起与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中得出了古埃及是世界中心的结论。如此，古埃及人便以埃及的事物为标准来判断其他国家的一切事物。由于尼罗河从南向北流入地中海，因此当古埃及人看到由北向南流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时，便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一条倒流的河。
古埃及人关于我者与他者的概念，特别是我者与他者的对立与排斥，建立在中心与边缘对立的这一埃及中心论的基础之上，并以在古埃及边境构筑军事防御工事为其具体表达。第12王朝（公元前1985—前1773年）统治时期，埃及在三角洲东部地区修建了一系列带有众多瞭望塔的军事防御工事—“统治者之墙”，其目的是为了防御从西奈半岛涌入埃及的亚洲人。而早在第十王朝统治时期，埃及就已经在三角洲东部修筑了诸如堡垒、屏障、壕沟等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应该就是第12王朝的“统治者之墙”的先导。也正因为这些军事防御工事的存在，埃及才成功地阻止了亚洲人对埃及的渗透。而在古埃及的南部边境，第12王朝同样也构筑了塞姆纳、乌如纳提、米尔格萨和阿斯库特等四座军事防御工事。根据塞姆纳石碑记载，埃及禁止努比亚人越过这些防御工事进入埃及境内放牧或旅行。
我者与他者不仅是对立和排斥的，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互动与转化，这从古埃及文明的发展轨迹便可得知。埃及文明在经历了古王国（公元前2686—前2125年）和中王国（公元前2055—前1650年）两个强盛时期后迎来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异族政权——希克索斯王朝（公元前1650—前1550年）。希克索斯人是来自亚洲的阿拉米亚人的一支，他们的到来是他者转化为我者的第一个成功范例。如果说希克索斯人对埃及的征服是他者主动转化为我者，那么接下来的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年）埃及对亚洲和努比亚的征服并将它们纳入古埃及的版图，则是他者对我者的被动转化。新王国末期，亚洲人、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大批涌入埃及，尽管埃及人位于北部与南部边境的军事防御工事犹在，但是他们对这些异族的态度却由防御和驱逐转变为接纳。
新王国结束后埃及国力日趋衰弱，这就使亚洲人、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等异族相继入驻埃及成为可能，于是埃及历史上便先后出现了利比亚王朝（公元前945—前715年）、努比亚王朝（公元前747—前656年）、波斯统治时期（公元前525—前404年）和希腊马其顿的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这些异族政权是他者主动转化为我者的一个又一个成功范例。这些异族人在古埃及的统治，使埃及人最初的我者与他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正如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希腊人成了罗马人的俘虏，希腊文化俘虏了罗马人。”之于异族人与埃及人来说，就是他们征服了埃及，但是反过来却被底蕴深厚的埃及文化所折服，并最终接受了埃及文化。另外，接受埃及文化也是异族统治者为了稳固其在埃及的统治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因此，这些异族人对埃及文化的主动接受实质上就是对埃及文化的认同。
他者转化为我者的同时，我者也开始转化为他者。希克索斯人将马和战车引入埃及；广泛应用于埃及的水利灌溉工具沙杜夫来自两河流域；菲力斯丁人教会了埃及人炼铁和玻璃制造技术；希腊人则向埃及人传授了铸币和造船技术，等等。如此，在接受并认同他者文化的过程中，我者也逐渐转化为他者。
简要之，古代埃及文明中的我者与他者从彼此对立走向彼此认同。这种趋势同样也存在于其他古代文明的我者和他者的关系中，并成为文明发展的主旋侓。
（作者：郭丹彤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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