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应与这片土地和人民息息相关

    历经百年的中国新诗，已从“渺小之火”发展成“星光满天”。百年新诗如何发展，如何坚守诗歌传统、传载文化自信？近日在西南大学举行的第六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著名诗人、诗歌研究者和评论家们，就此进行了交流探讨。

    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1期，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9首诗。这9首诗被认为是公开发表的第一批中国新诗。过去100年间，中国新诗涌现了一批批经典作品和优秀诗人。“华文新诗得到了很大发展，写作者中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兵团’，但应当承认华文诗歌仍然还不成熟。”著名诗评家、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吕进认为，新诗需要更多地融入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要改变长期游离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外的窘况。同时，还需要推进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等多样化诗体建设，进一步丰富新诗诗体。

    “新诗作为华文诗歌的现代形态，同样需要确立文体规范，需要推进多样化的诗体建设。”吕进说，“没有公认的文体规范，优秀的诗和低劣的诗、真诗和伪诗就会鱼龙混杂。没有标准，诗歌评论就容易乱象丛生，出现为人诟病的‘圈子诗评’‘金钱诗评’和‘权力诗评’。”

    诗评家乔延凤认为，中国新诗完全摆脱诗体约束，客观上造成了规范缺失以致“非诗泛滥”，诗体建设被提上日程是十分自然的事。“在新诗诗体建设中要依照诗歌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做好研究、规范、促进、融合工作，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要操之过急。”乔延凤说。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蒋登科说，打破旧体诗格律之后，新诗以自由诗为主。但“破”了之后却“立”得不多，不注重体式规范，不关注诗歌的音乐性特征，不认可既有的艺术经验，出现了散文化、非诗化趋向，在现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对诗体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新诗的未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一些学者将古典诗歌传统与新诗，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分段式研究，这有一定道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诗与旧体古诗之间的强大联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认为，百年新诗应该注重与传统文化和传统诗歌的关系，加强与外国诗歌的交流，在中外诗歌交互影响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自信。诗人创作要具有当下性和世界性眼光，承担起民族诗歌复兴的重任。

    “像艾青这样的现代诗人，其作品达到了语言艺术性和内容反映时代声音的双重高度。又比如我们今天读屈原、李白、歌德的作品，依然能读出新的东西来，读出其现代性。这也是伟大诗人的一个特征。”吉狄马加说。

    从事诗歌创作30余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永才，称赞现在的诗坛新人辈出，很多“90后”作品令人惊喜。李永才感慨地说，新诗跟古体诗不一样，感觉新诗越来越难写，在不断自我突破的过程中，有必要从古体诗传统中汲取养分。诗评家王端诚认为，新诗格律的创建离不开对中华古典诗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要继承旧体偶行押韵韵式并借鉴欧诗韵式，还可以遵循对称审美原则构建规范而灵活的句式。“分析和评估诗歌现状时，肯定成就和贡献毋庸置疑，但问题和困难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向未来的新诗，迫切需要寻找到一条重返公共艺术场域的路径。”李永才说。

    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傅天琳说，这是一个令诗人自信的时代，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和文艺工作的阐述，讲到了文艺工作者的心头上。傅天琳说：“当诗人赤脚踏在这片泥土上，他们所拥有的诗情就应该与这片土地和人民息息相关，并为民族文化而自豪。”

    （本报记者 张国圣 本报通讯员 李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