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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09日 星期一

    古罗马人在帝国的构建中认识世界

    作者:叶民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09日 14版)
    波伊廷格古地图中的罗马城。
    波伊廷格古地图中的安条克城。

        提要:体现罗马人世界观的现存文字资料多为共和时代末期之后的作品,并且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高峰,因此罗马人的世界观与其帝国观紧密相关。罗马人对已知世界的表达采用多种方法,如视觉呈现方式、语言呈现方式、地名表罗列方式等。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对罗马中心论的认同,罗马人往往将罗马世界想象为整个世界。

        古罗马人对世界的认知首先来源于地中海东部世界尤其是古希腊世界的地理学和天文学知识。古典世界对陆地的西端(即所谓赫拉克勒斯之柱)的概念已经确立且变动不大,对陆地东端的认知却一直处于变动中,尤其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和罗马帝国向东扩展,这种认知还在不断扩大和加深。

     

        体现罗马人世界观的现存文字资料多为共和时代末期之后的作品,并且在罗马帝国时期达到高峰,因此罗马人的世界观与其帝国观紧密相关。与古代其他民族相比,罗马人在世界观的表达上有其特殊之处,具有时代的烙印。首先,表述的语言多种多样,相关拉丁文献承袭并发扬了古希腊语文献的成果;其次,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对罗马中心论的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将罗马世界想象为整个世界。

     

        罗马人对已知世界的具体表达采用了不同方法,如普林尼《自然史》中记载的“阿格里帕地图”的视觉呈现方式,如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采用的语言呈现方式,如《奥古斯都功德碑》中的地名表罗列方式等。对于古罗马人的视觉呈现方式,即所谓“古地图”,我们几乎没有直接而完整的考古证据来证明其存在。波伊廷格古地图是产生于公元12世纪或者13世纪早期的、对罗马晚期帝国某种“古地图”的摹本,其描绘的东方陆地的最远端已经到达印度、斯里兰卡(甚至是中国)。史学界虽然否认它同“阿格里帕地图”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却承认它体现了罗马“古地图”的一般特征。波伊廷格古地图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真正意义上的地图,因为它没有采用准确的比例标尺和测量方法,更没有采用科学的图形微缩技术。该“地图”用具体或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描绘了山脉、河流、道路等地标,大都市也具有拟人化的图案表现。此外,它有明显的时空错位现象,例如它把庞贝古城、君士坦丁堡以及安条克城描绘在同一张图上,而且将神话传说、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整合在同一平面上。

     

        波伊廷格古地图所要呈现的是罗马驿道系统的描绘图,这些驿道被绘制在长约6.75米、宽约34厘米的羊皮纸卷上,它同“阿格里帕地图”一样,并非随身携带和查阅,而是用于公共展示和宣传。在整个“地图”中,意大利地区占据较大比例,并突出了罗马的中心地位。此外,它还着意表现了密集的城镇群和往来如织的道路系统。因此,波伊廷格古地图并非罗马帝国地理特征的客观体现,而是被赋予了某种特定意义,即罗马帝国的繁荣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而存在。

     

        对于世界的语言呈现和表述,最典型的例证是斯特拉波的《地理学》,该书以17卷从多层次对罗马帝国进行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斯特拉波并不仅仅把各个地理单位看作是具有明显几何图形特征的物理实体,更注重表现的是一个由人类家园所组成的世界,他认为人类居住的世界就是罗马所统治的地区。该书在最后对罗马的行省区划给予详尽的描述,罗马世界成为人类世界中最令人向往的部分。因此,斯特拉波的世界是其构建出来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罗马帝国的力量所构建出的世界。 

     

        除了对世界的具象赋予其明确含义之外,古罗马人试图解释世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古罗马人承认世界上存在一种普遍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即自然法。西塞罗在《国家篇》和《法律篇》都对自然法的概念进行了阐述,颇具代表性。他称之为一种永恒的、不变的法律,适用于所有民族,适用于各个时代。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承袭了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的自然哲学和自然理性思想。罗马自然法的原则是立国与立法的基础,同时也是万民法的源泉。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以罗马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城邦”也成为罗马人描绘的理想世界。

     

        自希腊古风时代以来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种族堕落”观念在罗马的史诗和历史作品中都可以听到回响,同古希腊人相似,罗马人也认为导致社会堕落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道德的败坏。罗马历史学者从各自身处的“当代史”或者断代史的角度来审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波利比乌斯、李维、普鲁塔克、塔西陀等史学巨匠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社会中伟大的或极其特殊的时代,这就是罗马帝国和霸权形成的时代。无论是探究帝国的发展原因、歌颂帝国的伟大还是批判帝国的黑暗现实,他们对罗马帝国历史总价值的评判都是相同的。这种评价体系一直影响到晚期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史学家的世界观,形成了一股信仰罗马永恒性的潮流。在解释帝国更替和文明兴衰的原因时,古罗马人还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看作是有机体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将某种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虽然如此,罗马人仍希望自己的帝国能够摆脱这种规律的束缚、获得永生。因此,无论是波利比乌斯所记述(阿庇安转引)的小斯基皮奥在迦太基废墟上的哭泣还是克劳迪安所描绘的罗马少女的重生,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反映。

     

        当然,古罗马的民族学、地理学和历史学著作对帝国统治中心之外的异域与异族也有诸多记载,其范围不仅包括地中海文明圈的周边地区,如伊比利安、高卢、日耳曼、不列颠、小亚细亚等地,而且包括古埃塞俄比亚、两河流域、帕提亚和印度。别样的地理环境和奇异风俗自然是记述的主要内容,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古罗马人把异域或异族作为罗马文明世界的参照物。在罗马人看来,区分标准首先是异族在语言发音上模糊不清、语义缺乏逻辑性,这种看法来自于古希腊人的传统观点。其次,凯撒、塔西陀和斯特拉波都用“简朴”一词来描述他们笔下的异族,其实这种简朴更具原始或野蛮的含义,例如不列颠人不事园艺和农业、不会制作乳酪,比尔及人不懂得用商业交流方式引入先进的文化,日耳曼人不善金银器制作等。罗马人与异族的区别在于,罗马人具备遵纪守法及善于构建社会组织的天性,并且具有一种复杂但有秩序的公民生活方式。

        (作者:叶民,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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