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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09日 星期一

    “风”与“礼”

    作者:徐正英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09日 13版)
    《孔子圣迹图·俎豆礼容》。资料图片

        学界大多认为“二雅”“三颂”与礼制具有共生互渗关系,而往往忽略了“国风”与礼制所具有的这种关系。但笔者以为恰恰正是这部分作品更具代表性,因为它们不仅是构成《诗经》的主体,其作者群体与诗歌内容也都更具有广泛性。本文仅就“风”诗与“嘉礼”的共生互渗关系举例略述,以管窥见豹。

     

        “嘉礼”的具体功能是“亲万民”,主要包括饮食礼(宴饫)、昏冠礼(含笄礼)、宾射礼、飨燕(享宴)礼、脤膰礼、贺庆礼、乡饮酒礼、养老礼、优老礼、尊亲礼、巡狩礼等十一种类型,其核心为致亲(万民)。据初步统计,在“风”诗中,涉饮食礼者19首,涉昏冠礼者21首,涉其他婚礼者56首,涉宾射礼者5首,涉燕飨礼者8首,涉乡饮酒礼者7首,涉侍亲养老礼者3首,去其重复当有95首,占《诗经》中全部“嘉礼”类诗歌总数172篇的55%。

     

        就其创作内容而言,像《周南·关雎》描写了“庙见成妇礼”仪式,且为依礼求偶的范本;《周南·葛覃》蕴含了“归宁父母礼”信息;《周南·汉广》为“亲迎御轮礼”与“留车反马礼”的形象描绘;《召南·鹊巢》描写了迎亲婚仪;《邶风·凯风》自责不能行“侍亲养老礼”;《齐风·猗嗟》再现了“宾射礼”场景;《豳风·东山》描写了“亲迎受女结帨”仪式;《豳风·七月》则蕴含了饮食礼、昏冠礼等诸多信息,描写了“飨燕祝寿礼”场景,等等。这都彰显出“风”诗与礼制之间的共生互渗关系。

     

        就其运用形式而言,《周南·关雎》《周南·葛覃》《周南·卷耳》《召南·鹊巢》《召南·采蘩》《召南·采蘋》等六诗,都被用在行乡饮酒礼、乡射礼、飨燕礼、敬贤礼时定期演奏,且用于王后与国君夫人的房中之乐;在《周礼》《仪礼》《礼记》中,对《召南·驺虞》用作宾射礼演奏的记载殊多。其用意是通过在礼仪场合演奏“风”诗,教化民人,协调关系。尤其是从春秋前中期开始,各种重要场合兴起“赋《诗》言志”之风的同时,引《诗》以说礼之风也悄然而兴,使《诗经》与礼制得以并行传播,互渗得以深化,仅《左传》记载引“风”诗证礼就达30条,其中5条涉及“嘉礼”。比如,襄王二十八年(前625),鲁君子引《邶风·泉水》次章“问我诸姑,遂及伯姊”诗句,以侍亲礼“姊亲而先姑”之道,讥讽宗伯夏父弗忌长幼颠倒的“逆祀”行为(《左传·文公二年》)。再如,简王七年(前579),晋大夫郤至(昭子、温季子)聘问楚国,共王用两君相见燕飨礼招待他,郤至便引《周南·兔罝》首章“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诗句,言以燕飨礼结好邻国而慈惠其民,便“政以礼成”;又引卒章“赳赳武夫,公侯心腹”诗句,言以超标燕飨礼收买人心,则适得其反(《左传·成公十二年》)。

     

        就其理论阐释而言,孔子在继承前贤赋《诗》言志、引《诗》说礼阐释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诗》、礼、乐的关系提升到理论高度予以确认,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三种境界:借学习《诗》之文本以体悟其所蕴含的礼制精神,由涵养礼制精神而立身,最终达到能逐一演奏“诗三百”的高度,才算真正完成了《诗经》的学习。这无疑对诗礼互渗关系的深化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具体到“风”诗与“嘉礼”的互渗,孔子与端木赐(子贡)借《卫风·淇奥》讨论人格修养精益求精,早已广为人知;其解《关雎》的精髓乃“反纳于礼”(《孔子诗论》,下同),亦为智慧之见,这个反纳的“礼”就是依“昏冠礼”求偶之礼;其解《周南·螽斯》为“君子”,即庆贺君子依礼修身而多福,亦颇得诗心;其首肯《郑风·将仲子》女主人公“《将中》之言不可不畏也”,是因为发现了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制的敬畏;其喜欢《齐风·猗嗟》“四矢反兮,以御乱兮”诗句,也是因为诗句展示了宾射礼。

     

        可见,无论“风”诗的创作内容,还是运用方式与理论阐释,都体现出其与“嘉礼”的共生互渗关系。从道理上讲,所谓“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管子·心术》),则描述日常生活风貌、抒发日常生活感情的诗歌,承载的社会生活习俗信息会更为全面而丰富,自然是最能反映社会生活习俗的诗作。我们知道,生活习俗是礼俗产生的社会基础,而礼俗则又是官方制定礼制的重要依据之一。故孔子认为“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因此,只要“国风”产生的过程与礼制产生的过程具有共时性,其也应该和“雅”“颂”一样与礼制有着密切关系。

     

        就现存160首“国风”作品而言,学界认为多数诗篇创作于春秋时期,但其中有些渊源于远古歌谣而其主体篇章产生于商代晚期,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有些则是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礼作乐”时将采集自民间的歌谣,改造配乐编纂到国家礼乐典章之中,之后又重新回归于社会而在不同礼仪场合演唱教化民众,也是没有问题的;即就是那些创作于春秋时期的讥刺“非礼”的所谓“变风”诗篇,其比照的对象正是“有礼”——周公旦“制礼作乐”时所创立的礼仪制度规范。吴公子札(季札)聘鲁观乐时,赞美“二南”为“始基之矣”,称赞《豳风》为“其周公之东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即为明证;后来孔子嘱其儿子孔鲤(伯鱼)“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也大有深意。

     

        就西周礼制形成历程而论,同样发端于远古——“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就其层次来看,由风俗而礼俗,由礼俗而礼制,而风俗恰恰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就其范围来看,由民间而官方,从宗教到政治。当然,由上古礼制形成过程来看,是经夏商积淀而至西周礼制才得以完备的。故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表明西周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礼制时代。即便到了东周中期开始出现了“周室陵迟,礼崩乐坏”(《风俗通义·声音》)的局面,但仍有大批虔诚如周内史叔过、卫执政卿甯速(庄子)、秦大夫百里视(子明)、曹大夫僖负羁、宋司马公孙固、晋大夫羊舌肸(叔向)、吴大夫公子札、齐卿士晏婴(平仲)、楚行人观射父、郑执政卿游吉(子大叔)、鲁司寇孔丘、陈芋尹盖者,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并修复着它。

     

        由此可见,“国风”的创作、结集、传播与先秦“俗”→“礼”→“礼制”的积淀、完备、推行,是大体同步的。这就为两者共生互渗关系的可信性提供了历史背景依据。西周社会的礼乐文明是《诗经》产生的历史土壤,而《诗经》又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扩大了礼乐文明在周代社会的影响。“风”诗自然也不例外。春秋开始,外交或其他场合引“风”诗以说礼,孔子教授“诗三百”借“风”诗以谈礼,进一步扩大了“风”礼互渗的途径,并深化了“风”礼互渗的程度。

     

        综上可见,“风”诗不仅与“嘉礼”从远古至西周相伴而生,而且到东周其互渗又在不断加深,为我国传统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诗礼文化”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今天我们中华文化复兴贡献了丰厚资源。

     

        (作者:徐正英,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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