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杉的遐想

    我又一次在诸暨市民公园的遐想湖畔的遐想石上，望着身边的一小片水杉林，静静地遐想着。

    曾经，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水杉是一种极其普通极为平常的树。

    去年8月，我带着浓郁的兴致阅读了斯行健先生于1951年所著的《水杉》一书，书的卷头语介绍道：“作者将1948年5月以来发表的关于水杉的文字，集编为这一本小册子，定名为‘水杉’（Problems of Metasequoia），承蒙本公司允予出版。这几篇文字，都是极通俗的，仅‘水杉命名的我见’及‘水杉命名的再讨论’两篇，比较专业。作者是研究古生代及中生代的地质及植物化石的。”书中的14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南京《中央日报》和《科学时代》《科学大众》《读书通讯》《科学》《科学世界》等报纸杂志上。

    看了这本小册子，我才知道，水杉与银杏一样被称为植物中的“活化石”，他的发现曾多么的轰动。我这才知道，水杉是一种极不普通极不平常的树，它可是植物界的大熊猫啊！

    后来，我又相继设法购买了斯行健先生的专业著作《中国标准化石·植物》《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古生代植物图鉴》等，走访了先生的故居，电话采访了斯先生的夫人裴加梅女士，与斯行健的侄子斯建新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从而对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按斯氏家族辈分，我应该叫斯行健曾爷爷。斯行健，字天石，1901年3月11日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斯宅村（过去叫诸暨县斯宅乡斯宅村），他的爷爷斯景，字尔福，号仰止，官名康，曾任湖北东湖县、宣恩县，四川宁远府盐源县、巫山县等地知县。父亲斯启佑，字应谟，号耿周，学名旦，曾就读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回国后怀着办学报国的理想，与辞官回家的父亲和具有同样抱负的族兄友人一起，在山村家乡创办现代学堂——斯民学校。

    斯行健与著名画家、教育家潘天寿同在1920年毕业于浙江高级中学（现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毕业后，斯行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两年后转入地质学，师从李四光、朱家骅、葛利普教授。1926年北大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任助教。

    1928年9月，斯行健登上开往德国的轮船，从此，他高大宽梧的身影出现在柏林大学的校园内。一到柏林大学，他就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征求攻读专业方向意见，李四光回信告诉他，中国古植物研究的基础薄弱，有关地层问题得不到解决，严重地阻碍了地质工作的进展，长期以来不得不把化石寄往国外。建议他以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为重，放下个人兴趣，攻读古植物学。从此，斯行健放弃古脊椎动物学，师从古植物学家高腾教授攻读古植物学。古植物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古代植物的形态解剖、系统分类、生态、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以及各门类植物的起源、发展和进化的历史、古代植物区系、各地质时代的植被和它们的演替等，有助于寻找矿产和研究含有煤炭、石油等矿产地层的分布、划分和对比。

    在德国，斯行健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研究之中，决心利用身在柏林可以查对标本的有利条件，获得更多的知识。有一次，高腾教授外出，留下一本化石鉴定的书，斯行健如获至宝，认真学习，两个月后教授回来，他已把整本书阅读完了，并能按书上的要求鉴定化石。对此，高腾教授非常吃惊，赞叹不已。

    1929年，他在德国撰写的论文《校正欣克所著东亚石炭二叠纪植物》，把19世纪末古植物界的权威欣克先生所定的有关属、种问题进行重新分析梳理和归纳，这种对科学的顶真态度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同和赞誉。1930年9月，国际植物学会邀请他赴英国剑桥大学出席国际第五届植物学会。会议期间，高腾教授向各国同行推荐斯行健说：“这就是中国的斯行健，在古植物学方面是东方的希望。”

    1931年，斯行健撰写的论文《中国里阿斯期植物群》通过答辩，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古植物学家。获得博士学位后，斯行健又赴瑞典国立皇家研究院继续深造，精心研究藏在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国植物化石标本，完成了《中国里阿斯期植物群》和《中国中生代植物》两本著作。1933年夏，李四光老师写信建议他回国报效祖国，接到老师的信后，他毅然放弃重返柏林深造的决定，当年就提前回国。

    在中央研究院欢迎他回国的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说：“要以数年精力先从事教育，培育人才，然后再全力投入科学研究。”由此，他全力以赴倾注在古植物学的教育研究中，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员、北平研究院特约古植物研究员，并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率先开设古植物学课程把所有时间全部花在古植物学的教育研究中。

    1937年初，经李四光老师安排，斯行健调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担任古植物研究员，并兼任中央大学古植物学教授。正当他发愤图强集中精力于古植物学的教育研究时，抗日战争爆发，根据李四光老师的指示，斯行健与地质研究所的所有人员、家属一起随带图书、标本、仪器等迁往江西庐山，又经湖南迁到广西桂林。长途跋涉中，非常可惜的是他个人多年苦心搜集的标本资料几乎全毁于庐山。

    来年8月，在恩师李四光夫妇的介绍见证下，斯行健与朱有年结婚，之后生下一女一儿，分别取名为斯枫、斯苇。“枫”“苇”，均为植物。

    1944年6月，日军从湘桂铁路南下，桂林形势危急，斯行健带着妻子和两位幼小的子女，与其他科研人员及家属一起追随李四光老师仓促离开桂林，7月到达贵阳。在那样动荡不安的烽火岁月里，他们没有一天放弃过对地质的研究。在贵阳的短短几月，他与李四光老师一起考察地质和第四纪冰川遗迹，取得重大收获。12月，到达重庆。在这，期间，他夜以继日的工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甚至对日机的不断空袭也置若罔闻。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他发表10多篇论文，完成了《鄂西香溪煤系植物化石》古生物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行健回到南京地质研究所继续从事古植物学研究，总算可以安安稳稳的继续他的事业了。1948年3月25日，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登载头条新闻：“科学上的惊人发现——一亿年前称雄世界而后消失2500万年的东方红杉，在中国内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仍然活着！”新闻中的“东方红杉”，即被人称为“活化石”“水衫王”的水杉树。当时，水杉的发现轰动全球。针对这一现象，斯行健先生十分关注，已经是权威古植物学家的斯健行高度关注水杉的发现，既充分肯定这一杰出的发现，同时提出了更加宽泛的建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也采纳了斯行健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建议，在湖北利川专门设立了水杉种子站，建立了种子园，全国许多地区都引种水杉。之后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引种栽培。

    195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成立，这是亚洲第一个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斯行健接替李四光任古生物所代所长、所长。在此期间，他还担任南京大学的教学工作。

    1954年8月1日，他的小女儿出生，取名斯林，三个子女的名字都与植物相关，充分表达了先生倾心植物的情感。

    同年，斯行健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来到北京开会。晚上看戏，毛泽东主席走到斯行健座位旁坐了下来，这让他激动万分。毛主席亲切地问：“你姓什么？”斯行健激动回答：“姓斯。”主席说：“乃天行健也。”主席不仅知道斯行健取名的典故，还能听出他的地方口音。斯行健从心里佩服毛主席。两人谈了怎样发展新中国的地质工作。斯行健告诉主席，自己是学古植物的，解放前是冷门，解放后已成热门了。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话关怀地说：“你要努力培养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为国效劳呵！”

    报效国家，为国效劳。他的心里贮存着老师的谆谆教诲和主席的殷切期望。斯行健经常告诫其他学者：“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家，每年都要有几篇论文发表，在国际间进行交流，要不然外国学者认为你不存在了。”他著作颇丰，一生描述过3000多种标本，创立新种约100个，其中《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中国古生代植物》和遗著《内蒙古清水河地区及山西曲晚古生代植物群》均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为我国的古生代、中生代煤、煤气的勘探开发提供了生物地层学的依据。

    在斯行健先生的培养教育下，他的学生李星学、周志炎等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国古植物学的开拓者。

    1964年7月22日，《光明日报》头版发了一则《人大代表，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斯行健在南京病逝》的消息：“新华社南京21日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斯行健，19日下午在南京病逝，享年六十三岁。斯行健先生治丧委员会已由郭沫若、惠浴宇、管文蔚等四十一人组成，将于23日在南京举行公祭。”

    斯行健先生的早逝，对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与发展是巨大的损失。

    此时，我又静静地望着眼前的水杉，这一棵棵水杉仿佛是先生挺拔有姿、正直朴实、严谨厚德的影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先生不为名利的崇高品质和敢于奉献的伟大精神，已成为一种不朽的化石永远留在世上。

    （作者：斯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