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走在世界前沿”

    【环球科技】

    人类的发明史就是一部科技史，人们在这部史书里可以发现，有不少发明创造是被世界上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各自独立完成的。因此，有些技术到底是谁先发明的就产生了争议。当时，人类的交流和活动范围都很有限，因此科技成果的传播速度相当受限，也形成一种“时间差”。如今，人类交流的频率和便利程度都比之前大大提高了，科技的融合程度也大幅深化，现在的许多创造很难像以前一样被认为是某个科学家独立完成的，如今的发明大多是合作的成果。

    2017年是中澳建交45周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安思捷日前就中澳科技层面的合作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她说，澳中两国之间一直有非常好的科技合作，而合作正是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

    记者：科技实力常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国际科技领域的竞争有时也非常激烈，比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就曾进行过著名的“太空竞赛”。您如何看待国际科技竞争与合作？

    安思捷：历史上，某些重要的科技工程对于国家利益而言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但我认为现如今，澳大利亚并不愿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抗。从市场角度看，科技竞争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从国家角度看，澳大利亚始终认为自身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如果只在澳大利亚进行科技研究，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尽管有时也许可以独立做出一些成果，但在更多时候，研发成果来自于不同国家科学家们的合作。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SKA，square kilometer arra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参与的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也被称为射电天文望远镜。在这个项目中，澳大利亚与其他十多个国家共同合作，而中国也是重要合作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文领域，澳大利亚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与中国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了，当时是通过一位名叫克里斯琴森(Wibur Noman Christiansen）的澳大利亚天文学家。这是去年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访华时，我才了解到的澳中科技合作往事。

    去年，我陪同澳大利亚总理造访了北京天文台，当时同行的还有著名的澳大利亚籍科学家布莱恩·施密特（Brian Paul Schmidt）教授，他也是非常著名的天文学家。在北京天文台，我们见到了很多中国顶尖的天文学家，也从中了解到原来澳中之间的天文合作已经开展了几十年，并且就在最近的贵州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项目中，双方也有合作。由此可见，澳中之间在一些传统领域早就已经有了长久成熟的合作。

    我认为，全球性的科技合作正在成为一种常态。每个国家都基于自己的科技发展需要而必须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澳大利亚于2016年出台了《全球创新战略》，旨在推动澳大利亚产业和科研的国际合作，希望能够在全球创新合作层面做出澳大利亚的贡献。我认为，这确实是大势所趋，科技合作领域不会再出现如冷战时期的那种美苏对抗的局面。

    记者：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方面与世界上许多科技强国相比，依然有着一定的差距。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科研实力前景？

    安思捷：首先，我认为中国正在迅速摆脱“模仿大国”这种刻板印象，无论是在尖端研究、科技实力，还是知识产权方面，中国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坦白说，一些澳大利亚的公司和科研人员曾经的确对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一定的担忧，这也确实会影响到他们对进军中国市场的信心。这些公司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下了很大力气，这往往花费巨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中国迅猛的科技发展速度，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成为中国政府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它既能保障中国自己的权益，也同时支撑着国际性的合作。我注意到，中国近年来不仅颁布了《知识产权法》，而且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知识产权，我认为中国未来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值得期待。

    其次，每年有大量优秀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澳大利亚学习，两国在学术交流层面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很多澳大利亚大学的校长都认为澳中之间的科研合作非常重要，这不仅体现在人员往来上，而且对于澳大利亚各大学的声誉及科研成果的发表都有着重要影响。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科研合著发表数量仅次于美中合著和英中合著，名列第三，这是非常卓越的成就，毕竟澳大利亚只有2400万人口。

    再次，澳中在商业化方面也有很好的合作。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潜力，很多新兴企业正在迅速地将创新的产品带给市场。这个迅速成长的市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特别是，中国也有巨大的科研潜力，是很多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和公司都为之向往的理想之地。

    记者：您认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国际科技合作中保护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吗？

    安思捷：是的，我的确这样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奖励发明者和保障公共利益之间做到平衡。每个国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平衡点，才能使知识产权保护在商业领域发挥效用。我注意到中国在保护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知识产权领域，澳大利亚和中国有很多政府间合作。在澳中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本身就有关于知识产权合作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在此基础上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在这个机制下我们将与中国的商务部保持合作。现在，澳大利亚还创造性地在使馆中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办公室，专门负责知识产权方面的事务。未来，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合作将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

    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那就是澳大利亚著名的科利耳公司。这是一家专门生产人工耳蜗的公司，知识产权对于他们来说是重中之重，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核心专利技术。最近他们将会在成都设立生产线，我认为这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心。近年来，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走在世界前沿，尤其是数码科技领域，我认为人们应该改变偏见，重新认识中国。

    记者：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实现了生产的全球化。然而有趣的是，“安全原因”仍然是国际贸易上经常被使用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有些电子产品被打上“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标签而被他国禁售。在互联网时代，您如何看待传统的安全观与万物互联时代的冲突？

    安思捷：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政策的角度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安全关切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网络袭击事件，这一针对政府部门网站的袭击至少使澳大利亚政府花费5亿澳币进行系统修复。这起事件着实令全澳洲感到震惊，因为完全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的政府互联网系统这么不堪一击。自此之后，我们开始在政府网络系统安全上耗费巨资。同时，各大公司也日益关注自身的网络安全问题。但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希望保持自由的市场环境。事实上，澳大利亚人购买新科技产品有着极高的热情，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告诉国内消费者，禁止购买某些国家的潮流电子产品，这将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寻找一种平衡。我们需要做好网络安全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告诉国民，政府正在守护国家安全，这是政府的第一要务。澳大利亚是一个面向全球的自由市场，一些中国的大公司，比如华为，在澳大利亚就拥有着广泛的用户。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平衡。

    记者：您认为中澳之间在网络治理上有什么共同观点？

    安思捷：有关网络政策，澳中之间已经有了良好的双边交流机制，即政府间网络安全对话。今年4月，澳中双方举行了首次高级别安全对话。我们在这个对话中达成了很多有关网络安全的共识。我相信在未来将有更多层次的政府间交流，推动两国之间更好的网络安全合作。

    记者：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收集数据，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安思捷：我同样在中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大数据”。我认为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庞大的资源，但这些数据有可能用于不为人知的目的，而人们毫无察觉，这种不可预测性很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我认为这也考验着政府的政策。澳大利亚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政策，必须自愿给予数据而非被动被收集。

    记者：中澳联合研究中心是中澳之间科技交往的代表性成果，您能介绍一下该中心的合作成果吗？

    安思捷：中澳联合研究中心是由中澳科学研究基金支持成立的虚拟中心。在中国科技部和澳大利亚工业、创新与科技部的指引下，联合研究中心连接澳中两国的研究机构，在两国政府达成共识的重点科技领域开展研究活动。中澳联合研究中心为两国科学界提供平台，以壮大研究力量，使研究成果能最大化地转变为产品和商品，从而促进科学界和产业界的合作。2016年至2019年，中澳联合研究中心侧重于海洋科学，食品与农业，采矿设备、技术和服务三个方面。目前两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上述各个领域的合作已经有了初步进展。在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澳大利亚时，两国政府宣布下一轮中澳联合研究基金的资助重点集中在先进制造、医疗技术和制药、资源和能源等领域，在这些领域澳大利亚都有着世界领先的水平，我们期待与中国科研机构的进一步合作。

    记者：在这些澳大利亚已经非常领先的领域中与中国合作，您认为澳大利亚方面会有哪些收获？

    安思捷：科学无止境，科学家更需要碰撞才能产生新的火花。中国在这些领域同样有非常多的研究投入，比如海洋研究就有很多大型研究机构，其中有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科学家们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互相激发产生新的想法，这也是科技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每一个科学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HPV疫苗（人类乳头瘤病毒疫苗）项目可以称之为澳中合作的现象级成功案例。伊恩·弗雷泽教授是广受赞誉的澳大利亚科学家，与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都有过合作，特别是优秀的中国科学家周健。他们两人在这个专利项目上的合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对这个项目感到非常自豪，它现在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全国性项目，不仅是全澳大利亚的女孩儿要接种这个疫苗，男孩也开始接种，因为从疫苗理论上说，无论男女接受疫苗注射都将起到保护作用。我儿子也接受了这个疫苗的接种。全国范围推广，意味着将来也许可以彻底杜绝由HPV导致的病症，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特别是，HPV疫苗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预防癌症的疫苗，对于人类的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希望将来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合作。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生物医药方面的合作项目也值得关注。澳大利亚著名的生物制品公司CSL，是全球性四大血浆制品公司之一。他们最近宣布将与中国的大型生物制药公司——人福医药进行合作，在中国合作生产血浆制品来治疗血液型疾病，希望帮助众多中国患者。这虽然是一项商业合作，但同时也是在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因此我希望CSL公司能够与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合作顺利。

    （本报记者 张斐晔 李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