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与中国革命道路

    今年是秋收起义爆发90周年。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3日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9月，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全面爆发，起义点燃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开启了土地革命的新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逐步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中国革命道路，才能夺取革命胜利。

    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旗帜，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八七会议前，我们党已经逐步形成发动武装起义的共识。南昌起义成功后，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成立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八一起义宣言》，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但是，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南昌起义后，《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以农会为中心”，“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中央指示湖南省委，秋收起义要发动土地革命，推动中国革命发展。随后，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新的湖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毛泽东指出：湖南秋收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我们党从前的错误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会议认为，秋收起义不应再用国民党的名义，而必须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核心力量。

    秋收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但起义军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在张家湾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会议上决定，将驻修水、安源、铜鼓的革命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一次打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同时表明，秋收起义不仅是军队的军事行动，而且有大量工农武装参加。以萍乡工农武装为主体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就是秋收起义的重要力量。以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为开端，中共领导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福建、河南、陕西等省武装起义组成的部队均称工农革命军。如湖北黄麻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南昌起义第24师与海陆丰起义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2师。湖北黄冈回龙山农民起义称工农革命军第6军。清涧、渭华起义组成西北工农革命军，等等。中国工农革命军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秋收起义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俄国十月革命走的是城市革命道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原计划秋收起义与长沙暴动占领长沙，都属于走城市革命道路的探索。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放弃南昌、南下广东，目的是恢复广东根据地，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援助，重新北伐，但是这一目标未能实现。广州起义建立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计划夺取全省政权，也以失败告终。这些事例证明：在反革命势力掌握强大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情况下，通过城市起义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只有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积蓄力量，才能夺取革命胜利。秋收起义开始虽然也以攻占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但受挫后，毛泽东审时度势，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走上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秋收起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体制作出了重要探索。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转移途中，由于党组织不健全，部队思想较为混乱。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时，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决定改编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工农革命军所到之处，首先与地方党委建立联系，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帮助建立工农政权。从秋收起义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逐步形成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从秋收起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到“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建立党委”“党代表制度”（即政治委员制度），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士兵委员会制度”，“军队民主制度”等等，逐步发展，不断完善，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重要制度。

    秋收起义制定了人民军队“三大纪律”。三湾改编后，毛泽东强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前夕，再次强调：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宣布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3月，毛泽东率部到湖南桂东沙田期间，宣布和解释了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开端。随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革命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三大纪律”中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个鸡蛋，又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也逐步修改补充成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从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的根本纪律。

    秋收起义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道路。秋收起义虽然开始以攻占中心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严重挫折后，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所以，他改变中央要求攻打长沙的指令，选择向农村进军，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全党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伟大起点，为各地起义部队建立、发展农村根据地树立了榜样。秋收起义和由此而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里程碑。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道路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把新的革命实践上升为革命理论，逐步从实践上和理论上形成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位一体”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条道路，把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结合起来——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的城市实行退却，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动进攻。这是一条与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完全不同的道路：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这条道路代表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正确发展方向，引领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作者：薛庆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