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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18日 星期一

    自觉回应时代问题的人学研究

    作者:丰子义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18日 15版)

    人学研究的兴起

     

        对于人学,虽然目前在其界说和理解上还有差异,但按照学界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所谓人学,就是对人的整体性理解和研究,即从整体上研究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的本质、人的活动、人的价值等基本原则的学科或研究领域。

     

        人学不同于“人的科学”。“人的科学”涉及众多学科,每一门“人的科学”都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分门别类地研究人的不同方面,因而“人的科学”实际上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学科群。人学不同于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是要在各门“人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加以理论上的提炼和概括,形成关于人的完整图景。所以,人学不是“人的科学”的代名词,人学的内容也不是关于人的各种科学的集合。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整体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所谓整体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本质的思考、内在联系的思考。就此而言,人学更接近于人的哲学。

     

        在中国的语境中,人学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人学。它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基本理论,同时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的问题所形成的各种新的人学理论。人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之所以如此紧密,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决定的。从思想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关于“物”的理论,而更重要的是关于“人”的理论。这是由其理论主题所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关注的焦点必然是人的现实世界、人的生存发展,其所有论述都是直接或间接为此主题服务的。如在马克思哲学的早期,各种论著尽管讨论的重点不同,但都是围绕人的自由、解放展开的,从宗教批判、哲学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经济批判,就是一步步展开自由论述的。在其中期,马克思尽管重点研究的是资本,进行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其目的则是要从物的关系揭示出人的关系,寻求人的解放的具体道路和途径。在其晚期,马克思表面上考察的是古代社会史和俄国公社发展道路等,实质上是在探讨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探讨如何规避资本主义的“一切苦难”和发展中“一切可怕的波折”,争取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研究人学,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并予以深化发展。

     

    人学研究的发展

     

        人学在中国一经兴起,便呈现出一种比较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发展主要表现为这样两种态势:

     

        一是多维度的开启。人的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因而人学研究伊始,学者们就各有侧重,大致形成了这样几种路径:一是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依据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思想资源进行深入开掘,具体阐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理论,如关于人的存在论、本质论、主体论、需要论、价值论、自由论、发展论、权利论等;同时结合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过程,阐述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一些重要方法论原则,如整体性原则、现实性原则、实践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历史性原则等。马克思主义人学基本理论的深入探讨,既为人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使人学发展明确了方向。二是现实问题研究。人学是在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因而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便成为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像近些年关于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现代性、生态文明、公平正义等与人的发展相关的问题,成为人学研究的重点,并形成了相应的人学观点。三是交叉性研究。主要是注意吸收相关领域、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形成跨学科的人学研究。这样形成的人学理论,既不同于一般性的“人的哲学”,又不同于具体性的“人的科学”,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层理论。四是“对话式”研究。重点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人学思潮等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批判吸收其合理的人学思想,廓清有关认识迷雾,拓展理论研究的视野;同时注意加强对中国传统人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充实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对话式”研究有力促进了人学的学术交流,推动了人学的发展。

     

        二是多向度的拓展。人学因其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因而其研究并未仅仅限于狭隘的视界,而是逐渐扩展和渗透到众多领域和学科,以致同其他学科得到了有效的结合,并由此形成了相关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而且,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科也越来越主动地关注人的问题,自觉将人学的视角和人学的理论与方法纳入其中,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如经济学的研究,面对经济发展日益暴露出来的严峻问题,不再仅仅盯着经济的单纯增长,而是逐渐关注人的生存发展。如“快乐经济学”的出现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快乐经济学主要源于这样一种情形,即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指数或幸福指数在一定限度内具有正相关,超过一定限度,这种正相关便逐渐减弱乃至消失,这就是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正是这样的悖论,促使经济学关注幸福与快乐的问题,认为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而且应当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政治学研究也是如此。面对当代政治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政治学研究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转向,这就是更多关注公平正义的问题。公平正义直接指向人的财富占有、利益分配、权利行使、价值实现等。虽然各种政治理论在其具体观点、主张上互有歧异,但在其价值倾向上并无二致。另外,社会学对民生的关注、文化学对“人化”与“化人”的讨论等,都凸显了人学的理论价值。可以说,人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辐射和贯穿于各门主要学科,而各门学科又在人学的视野和论域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与沟通。这种多向度的发展,无疑深化了人学研究。

     

    人学研究的着力点

     

        人学研究的主题是由时代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决定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学有其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理论主题。历史上,从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工业革命以至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由于每一时期发展的状况和对人的发展提出的问题不同,对人关注的角度、所讨论的问题也就不同。西方思想史上所形成的各种人的理论、思潮不外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人的发展境遇的思想折射与反映,尽管其反映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扭曲的。

     

        中国的人学研究同样应面对现实,以问题研究为着力点。这就是要在人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从人学的视角积极回应时代和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问题,对其作出深刻的理论阐释与把握。以问题为导向,一方面能够为现实的发展提供人学上的理论支撑与价值指引;另一方面又会深化人学研究,促进人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发展中各种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人的问题,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问题,而直接涉及的是人的问题。而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也要借助于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因而研究今天的中国发展,不可能离开对人的观照,不能缺失人学的维度与考量。

     

        事实上,中国近些年许多有关发展的重要理论和理念都是按照人的发展价值指向提出来的,是人本精神的弘扬。只有从人学的角度才能透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理念。如新发展理念之所以“新”,从根本上说,就是突出了对人的关注,凸显了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存发展。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整体,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和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每一个具体的发展理念,也充分体现的是人的价值指向。突出人的发展,可以说是新发展理念“新”之所在。再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从人类的高度来审视发展,充分体现了对人类发展命运的深切关怀。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对话协商,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保障人的正常生存发展。总的说来,所有这些理论和理念都有其深刻的人学内涵。

     

        随着社会的深入发展,各种重大问题都最后聚焦于人的发展,因而人学研究大有空间、大有作为。理论创新总是和问题探索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社会发展各种重大问题的出现既给人学研究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新课题,伴随这些课题的新探讨,必然是人学的创新和发展。

     

        (作者:丰子义,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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