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世界

    “9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将出齐700种，其中包括哲学类255种、政治法律社会学类165种、历史地理类135种、经济类130种、语言类15种。”在2017上海书展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向读者介绍了这一书讯。

百年不变的初心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学术名著的传统可追溯到100多年前——1905年，以铅印本首次出版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李霞介绍。

    此后，商务印书馆一直致力于约请名家译介各国思想文化精粹：1929年，成套出版“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广泛收录康德、黑格尔、笛卡尔、弗洛伊德等名家著作；1931年，将严复所译西方学术经典汇编成丛书出版，其中含亚当·斯密《国富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等名著；新中国成立初期，围绕马克思主义学术上的3个来源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译介相关名著，形成一个400种译稿组成的书籍出版选题库。

    1982年，丛书推出第一辑共50种，其中收录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塔西佗《编年史》、达尔文《物种起源》等著作。200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丛书推出珍藏本400种，涉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不少著作都代表某一时代、某一学派的学术最高水平。

    “丛书刚出版的时候，我还是本科生，后来当老师、搞研究，要阅读学术原典的中文版本时，我都会选择这套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院教授童世骏回顾。

    “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于殿利追溯，“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世界，为学术创新提供参考与借鉴，一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百余年来不曾改变的初心和致力达成的目标。”

去往更多“人类已经抵达过的精神世界”

    “丛书新收录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科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等50种。”李霞介绍，“近年来丛书收录数量猛增，一方面得益于商务汇涓为流、逐步建立的各学科名著选题库，另一方面得益于丛书背后强大的学术团体。”

    以选题库中的“汉译人类学名著”系列丛书为例，已出的《非洲的政治制度》《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人类学的四大传统》《人类学的文化见解》等20余部著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出版提供了人类学的书籍来源。

    “世界学术著作在出版前先由各学科编辑提供初步的书单，邀请学界专家共同进行选题策划。书籍出版后再由专家进行论证，根据书籍的品质决定哪些著作能进入丛书。”李霞说。品质是指学界反响和翻译水准——唯有高质量的译文才能与经典原著相得益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正拥有一批灿若星河的译者，如翻译《人文类型》的费孝通，翻译《美学》的朱光潜，翻译《社会契约论》的何兆武。

    已为丛书翻译了10本书的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周兴认为，随着外语教学的普及，部分学者已能直接读懂原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著作不需要翻译——翻译并非机械化的转化过程，而是相应中文学术语言体系的建构过程，也是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进行交流的前提和基础。

    书籍带来的好处，在于不出斗室但足以游弋世界。语言学家陈原曾指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世界学术名著，代表着“人类已经抵达过的精神世界”。“借由这些书籍，读者可以抵达人类思想已经到达过的边际。”孙周兴说。

东方拥有与西方同样灿烂的文明

    “展开一张世界地图你会发现，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明。”西安外国语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马福德对记者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了沿线国家。”

    开辟“阿拉伯伊斯兰经典著作译丛”和“伊斯兰哲学译丛”，从中选择“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书籍，是商务印书馆近年来开阔学术出版视野的重要举措。身为“阿拉伯伊斯兰经典著作译丛”的主编，马福德组织多所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师组成了一个20人左右的学术团体，制订了一个为期10年，旨在反映阿拉伯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成果的翻译计划，共计50余部。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译介这些书籍，是对伊斯兰文明的一次深入介绍，也是对同为东方文明的中华文明的鼓舞。当前，说阿拉伯语的国家有22个，在与这些国家交往时，我们需要对他们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翻译经典，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马福德说。

    在与国外出版社日益频繁的交流过程中，于殿利发现，外国同行不仅对中国传统典籍感兴趣，对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实也有着极大的热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经有了英语、法语、俄语等20多个语种的译本，学术书籍也正随着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一起“出海”。

    “译介之难之苦，实过于自由撰著。好在有一些学者不惧艰辛，甘尝苦味，学术书籍的译介才会延绵不绝，学术事业的发展才会宏富且多彩。”于殿利说。

    （本报记者 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