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高流一选堂”

    饶宗颐先生，小名福森，1917年农历六月廿二生于广东潮州府城内。尊人饶锷老先生为长子取名宗颐，字伯濂，意欲他效法宋代理学宗师、人称濂溪先生的周敦颐。大概因字“伯濂”的缘故，先生于青年时期常以“伯子”“百子”为笔名（按：潮语伯、百同音）。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先生自号固庵，别署选堂。

 

    先生晚岁欣逢盛世，亲见中华民族之勃兴，内心甚受鼓舞。他提倡经学研究和古史重建，为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不遗余力。国学泰斗季羡林教授生前说他心目中唯一的国学大师是饶宗颐，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钱仲联教授诗赞“四海高流一选堂”，岂偶然哉！

 

    今年欣逢饶师百岁期颐之庆，谨以此文，为先生寿。

 

治学经历

 

    选堂先生的父亲原名宝璇，又名锷，字纯钩，是潮州有名的儒商，对儒、释二家甚有研究，著作颇丰。其大伯父瑀初先生则酷嗜金石书画，又崇尚黄老之术，自号“墨竺道人”。故先生自小便得到儒、道、释三家文化的熏陶。

 

    饶家书香世代，所居莼园花木扶疏，有曲水流觞之雅。而天啸楼则藏书数万卷，当年登斯楼者，皆为一时名士鸿儒，唱和之盛，概可想见。先生自小得家学之润泽，于天啸楼饱览群籍，日夕涵泳于义理禅辉之间。而园中诗友吟咏，雅颂之声不绝于耳，使先生少年的诗心得到极好的熏陶。

 

    先生早慧，有才情，有胸襟，又有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小年纪，其诗文词作已令父执辈为之咋舌，神童之誉，不胫而走。

 

    除家学和交游外，选堂先生少时曾入读潮州金山中学，受到对韩愈极为崇拜的国文老师王师愈的启迪，因而在撰作诗文上，从小便追师韩文大气磅礴之风，故字里行间，常常充溢着一种浩然之气。

 

    比如1958年，岁在戊戌，其时国画大师张大千以其国画艺术驰誉海内外，正骋游于港、台之间，并有山水画一幅及题诗赠选堂先生（按：此画现仍悬诸饶师家居厅右）。其时先生以半日之功，步韩昌黎南山诗全韵以报，为张大千六十颂寿。诗为五古，共百有二韵。选堂先生以其胸罗天下之胆识与过人诗才，以大千事迹入诗，形象气韵，皆极生动。而诗中山川人物，风雷激荡，以天地古今入襟怀，可谓纳万象于诗中，令人感到写诗的人和被写的人都显得大气纵横。其诗才之丰赡敏捷，令人惊叹！

 

    另一方面，选堂先生自小就对佛学有兴趣，但他自始至终却将佛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受清规戒律所束缚，也绝不会佞佛弃儒，而是在学术上博采众家而致广大。我认为这正是选堂先生极高明之处。

 

    1932年饶锷老先生逝世，时年16岁的选堂先生，穷年余之功，续成父亲未竟的《潮州艺文志》，这是潮州方志史上前所未有之大事，是饶先生父子对潮汕文化史的贡献。

 

    1936年，19岁的选堂先生被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该馆所藏各地志书方籍达千余种之多，全国居第二位，使他得以充分利用馆藏丰富的方志进行大量而系统的研究，对其著作成果帮助很大。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撰作。

 

    其后选堂先生加入由历史学家顾颉刚、谭其骧等人组织的“禹贡学会”。顾先生对这位新锐的青年学者过人的学力尤其是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激赏，委托其主编《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按：此事后因故搁置）。两人虽未晤面，但彼此书信往来，谊同师友。及至1980年，选堂先生在大陆作长达三月的学术游历，参观33个博物馆。期间赴上海探望神交已久而从未谋面的顾颉刚先生。而顾老正因病住院，其时两人执手相望，皆已鬓发如霜，想起数十年来人世沧桑，尤其顾老此际卧病床榻，已至垂老之年（按：顾老于是年12月病逝），抚今思昔，彼此百感交集，欷歔不已。

 

    再说1939年，选堂先生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院研究员，拟往云南澄江中大新校工作，途中因染上恶性疟疾，被迫滞留香港。其间大学者叶恭绰先生自沪来港，先生获叶氏之邀，佐其编纂《全清词钞》。此一巨制之得以毕其功于香港，叶、饶二位堪称相得益彰。盖叶获饶助，可谓得人成事；而饶佐叶编事，亲炙名家学问，耳濡目染，遂得以极大地扩大学、艺两域之视野，尤其四五千种清代词集的资料尽收眼底，同时研究各词家仕履，并于各篇前撰写提要，这对于其词学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极好的历练。后来选堂先生之所以能撰成《词籍考》及编纂《全明词》，显然得力于当年参与编校《全清词钞》时所取得的经验与方法。另一方面，叶老藏籍甚富，其中包括敦煌经卷千余卷，至为珍贵。而叶老对敦煌学的提倡，直接影响了选堂先生此后对敦煌学锲而不舍的研求，其中就包括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的撰作。

 

    至1941年冬，日军肆行其南进策略，选堂先生被逼离开香港，辗转居于粤东揭阳。翌岁先生担任揭阳县民众教育馆副馆长，宣传抗日并教育民众。期间选堂先生创办刊物《文献》，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宣扬爱国精神。及至1943年秋，选堂先生被广西桂林无锡国专聘为国文教授，其时梁漱溟、钱仲联诸名家学者，也在该校任教。至1944年夏，日寇攻陷桂林，选堂先生被迫西奔蒙山，就教于“黄花书院”。至1945年初日寇又攻陷蒙山县城，继而大举扫荡选堂先生所居山村，使他险遭毒手。

 

    在广西蒙山期间，选堂先生创作了大量的爱国抗战诗篇，及后结为《瑶山集》。1945年9月初，先生听到日寇宣布投降的消息，难抑心中的激动和喜悦，即赋七绝《九月三日》。诗云：

 

    “举杯同祝中兴日，甲午而来恨始平。

 

    一事令人堪莞尔，楼船兼作受降城。”

 

    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选堂先生先后担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和汕头南华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及后又担任民国《潮州志》总纂。1949年夏，先生为志书事，于香港居停。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先后被聘任为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除教学外，奋志于学、艺两域，历时八十余载，讲学于海峡两岸四地，及欧美印日与东南亚诸国，游历于四洲三洋之间，在中外文化的研究交流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被中外许多著名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名誉教授及各种荣衔数以十计，不胜枚举。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即与内地频繁地进行学术交流，先后被聘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现任西泠印社社长。

 

著作述略

 

    选堂先生研究领域甚广，文、史、哲、艺成果甚丰。因限于篇幅，这里仅就选堂先生的学术研究和相关著作，略述如下：

 

    一、地方史、国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

 

    首先，就治史的领域而言，饶师的研究和著作比较全面，涵盖了地方史、国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诸范畴。

 

    1.地方史

 

    众所周知，选堂先生少时最见重于岭南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继承其先君饶锷老先生未竟之志，续成《潮州艺文志》一书。选堂先生在地方史的另一贡献，就是总纂民国《潮州志》，成为潮汕方志史上的里程碑。

 

    选堂先生编集的《潮州志汇编》于1965年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这是合四志即《三阳志》、明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清顺治吴颖《潮州府志》及先生总纂之民国《潮州志》成为一集的潮州方志巨构；又著有《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一书。

 

    2.国史

 

    1977年，选堂先生的史学巨著《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在香港龙门书店出版，此书网罗宏富，史料翔实，历朝论正统之文，自秦汉迄清代名家的相关论述200余篇，几乎囊括无遗。饶师在史学上的另一重要著作是198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选堂集林·史林》三巨册。十年后的1993年，由当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胡守为教授取其中之精要，编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季羡林先生为之序，认为仅据此书，选堂先生在史学上的学术成就已足以与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媲美，共得预流之果。季老在序言中的评论可谓知者之言，十分切当。

 

    选堂先生有关国史之一系列论著，已大部分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此《文集》内容分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14门类，共20巨册，一千多万字，是先生于二十世纪文化学术研究的大部分心血结晶。

 

    3.中外文化交流与敦煌学

 

    选堂先生从小对佛学有兴趣，长大了决心弄个明白。他知道佛学来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在中国。但印度佛学究竟如何被中国化，其中的源流究竟如何演变，这是选堂先生所要彻底研究以寻其真谛的。为了解印度的古文明和佛学的起源，先生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即研习梵文三年，以便于直接研究印度文化。1963年先生被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聘为研究员，乃亲莅印度作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所以选堂先生对此一古文明的认识，有较之一般学者更为深入而透彻的了解。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以及《梵学集》两书问世。

 

    选堂先生与欧洲汉学界的学术交流发轫甚早，尤其与法国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是因其时掌法国汉学界牛耳的欧洲汉学巨擘戴密微教授，对他的渊博学识和造诣十分推重。事缘上世纪五十年代，先生校笺的张天师（道陵）所撰的敦煌所藏六朝写本《老子想尔注》一书，导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的道教热潮，遂引起戴老的极度关注，因而希望在学术上与选堂先生进行合作。此中之原因，缘于法国是收藏我国敦煌文物流落海外的重镇之一，而自清季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量法藏的敦煌文物迄未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

 

    戴老代表法国学术机构聘请学、艺兼精的选堂先生来整理法藏敦煌文物，不仅促进中、法的文化交流，同时亦使我国流落在法兰西的部分敦煌文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得到系统的研究和整理，从而展现于世人面前。其中包括选堂先生与戴密微教授合作之《敦煌曲》，分中法二种文字出版（按：戴老根据选堂先生研究的中文文本，译成法文）。其后，先生又从论证敦煌曲子词源流的角度，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刊为《敦煌曲续论》一书。

 

    而先生在法京对敦煌写卷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中古时期与佛教有关的文学、音乐和书画艺术方面，先后有《敦煌白画》《敦煌书法丛刊》（29册）、《敦煌琵琶谱》诸作问世。

 

    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卷七是《中外关系史》一巨册，这是选堂先生有关中外关系史专题研究的一系列论文的结集，由《中外关系史论集》《新加坡古事记》和《星马华文碑刻系年》三部分组成。

 

    《中外关系史论集》中的多篇内容，主要论述我国自东汉至明代海疆所至、南海地理及海上丝路的相关问题。选堂先生的相关研究显示，中国作为南海大国，对南海的拓展及经营由来已久。于今日南海纷纷之际，这些相关的论述，可有力证明我国自古以来对南海的主权，有确切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二、楚文化与简帛学

 

    选堂先生在国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及成果，若依其著作出版问世的先后次序而言，则首先应该是对楚文化的研究。

 

    选堂先生自撰写《楚辞地理考》一书开始，及后对楚文化的研究一发不可收拾，相继出版了《战国楚简笺证》《长沙出土战国楚简初释》《楚辞书录》《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年）、《楚辞与词曲音乐》等著作。其后他对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的一系列专篇研究，大多收入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之《简帛学》卷中。可以说，选堂先生对楚文化的论证依据，主要就是简帛学。因为他对经、史、文、艺的通博，所以对这些楚地出土的文献与经学中的《诗》《乐》《易》的相关问题，能作深层次的融会贯通，故在考证上往往有独到的见解。

 

    三、甲骨学研究

 

    自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大量甲骨文物之后，甲骨学遂成为我国二十世纪之显学。选堂先生很早就将甲骨学列为研究的重点。1955年，先生赴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该校所藏甲骨拓片，及后撰成《日本所见甲骨录》。继之于1956年，先生在巴黎国家科学中心研究敦煌写卷，研究法藏甲骨拓片，撰成《巴黎所见甲骨录》一书。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选堂先生能集海内外的甲骨资料加以研究，所以1959年其所撰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二巨册出版时，在国际学术界造成极大的影响，有十三国文字对此书的问世及其意义加以报导。1962年法国法兰西学院因先生在甲骨学上的成就而颁予其儒莲汉学奖。1971年先生又撰成《欧美所见甲骨录存》。1999年，由选堂先生主编的《甲骨文通检》（第1至5册）出版，是对甲骨学的一大贡献。

 

    选堂先生于上世纪被学术界推为与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并称的“甲骨五堂”之一，这是因为他在甲骨学上取得世所公认的成就。其实，选堂先生除甲骨、青铜、简帛、敦煌诸学无役不予，并皆取得重大成就外，其《史溯》中以玉文化证史，年代在5000至8000年以上。而其另一力作《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以字源证史源，是一本研究中国古文明发凡的重要著作，其研究上限更远逾三代。可以说，选堂先生的治学规模已超越前修，其皇皇巨著，足以证明。

 

    选堂先生历经百年沧桑，亲治中外学术八十余载，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又兼研外域人文，比较之下，他发觉世界其他古文明都曾出现过历史断层，只有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赓续不断。有关这方面，他在1995年8月出版的大型学术刊物《华学》的创刊词中，如是说：

 

    “中华文明是屹立大地上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尽管历尽沧桑，经过无数纷扰、割据、分与合相寻的历史波折，却始终保持它的连续性，像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滚滚奔流，至于今日，和早已沉淀在历史断层中的巴比伦、埃及、希腊等古老文化完全不一样。”

 

    先生上论，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他对中华文明及其传统文化，自始至终充满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实在发人深省。

 

    （郭伟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