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谑人”王思任

    晚明时期，曾出过一位以“谑”闻名的文人，这便是小品文名家王思任。

    王思任晚年自号“谑庵”，还曾自我评价道：“兴还高，人不腐。舌如风，笑一肚。要读书，恨愚鲁。半通今，半博古……酒不让，棋堪赌。爱山水，怕官府。”他用表面看来押韵工整的语言形式，和实际上诙谐幽默并经得起推敲的精致文字进行“自赞”，本身便是对其谐谑格调的最好证明。

    关于王思任的这一特点，许多著名文人学者都曾有过记载和评价。张岱曾说：“……而先生对之调笑狎侮，谑浪如常，不肯少自贬损也。晚乃改号谑庵，刻《悔谑》以志己过，而逢人仍肆口诙谐，虐毒益甚。”钱谦益也曾作过相关评价，称王思任“好以诙谐为文”。周作人曾作《关于〈谑庵悔谑〉》一文，专门阐发了自己对王思任“谑”的看法。三位文坛代表性人物皆精准犀利地观察和捕捉到了王思任为人为文最具标志性的美学风格。

    在王思任的作品中，时常表现出一种嬉笑诙谐、调侃众生的态度。例如在《游满井记》中，他写道：“传闻昔年有妇即此坐蓐，各老妪解襦以帷者，万目睽睽，一握为笑。而予所目击，则有软不压驴，厥夭扶掖而去者；又有脚子抽登复堕，仰天露丑者；更有喇唬恣横，强取人衣物，或狎人妻女，又有从旁不平，斗殴血流，折伤至死者。一国惑狂，予与张友买酌苇盖之下，看尽把戏乃还。”王思任在这篇极具代表性的谐谑风格作品中，将自己眼中的满井周围的世态人情充分地描摹和揭露出来，他笔下的人物丑态各异、姿态万千，所用语言也是生动形象、丰富多彩，极富调侃嘲讽的意味。最后，他将这一切人情景象比喻为“把戏”，自己对待此种“把戏”的态度是“看尽”“乃还”，颇有一种人走茶凉的沧桑之感，仿佛看过这出“戏”后，言语中还是戏谑的口气，内心却满满充填的是无可奈何的感受，以及对现实的无限感慨。又如他在《游庐山记》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感受：“予登汉阳中峰，见庐山纵横来，横亘五百里无多也，孤芙蓉矗水上耳。然清贫矜持，不呼援倚，泉峰云石，自为瓢衲，团而不散，是以夺襟喉陆海之一宫，而几与五岳讼。”他以一种娓娓道来的口吻，略带戏谑地对庐山“清贫矜持”的特点加以描绘，读之平实淡雅，又使人充分感受到他笔下的庐山略显孤傲高贵的独特之处，个中谐趣可见一斑。尤其是“不呼援倚”一句，旨在影射社会上结党营私等现象，而王思任却以一种敷粉的笔法，转写为赞扬庐山不加依傍、独立不屈的自然特征，将暗藏的谑杀之气隐于淡然平和的语句之中，令人读之无限遐想。

    在王思任与人交往、与己反思的过程中，他所做的文章也是处处透着谐谑之感，他的谑浪狂放实际上可以折射出他与众不同的、清高脱俗的人生志趣。他选择以一种冷峻尖刻、戏弄讽刺的态度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时也是对情绪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安慰。他曾自我评价道：“曾入帝王之门，曾踏万峰之顶，曾到齐晋云间欺官之署，曾走狭邪非礼亡赖之处；而不曾投刺于东林魏党，乞食墦间，沽名井上。所以然者，脚底有文，脚心有骨。”这段文字实际上是王思任对自己风骨的一种变相赞扬，他的“脚板”曾入宫廷，曾入山林，曾入高雅之堂，还曾入非礼狭邪之处，曾经走过无数各样的地方，却从不曾依附东林、投靠魏党，始终遗世独立，保持本色。我们不难读出他内心潜在的那份自豪之情，他的铮铮傲骨同时也巧妙地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另外，王思任揶揄、调侃他人的谐谑之作也是颇为精彩，如：“日居月诸，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这段话虽是他对友人的评价，但不如说是他自身谐谑的写照。事实上，王思任谐谑的心理过程便是如此：随着时间流逝，胸中情绪逐渐堆积起来，有如“坟起”；想要大声说出来，却又“气短”“恶声有限”，也不能像妇人一样哭泣，所以只好破涕为笑。唯有以自身的经历去体谅他人、叙写他人，才会形成如此生动传神的效果。

    王思任独特的“谑”是如何养成的？周作人分析说：“谑庵一生以谑为业，固矣，但这件事可以从两边来看，一方面是由于天性，一方面也有社会的背景。”

    王思任少年时期便以文才闻名，张岱曾云：“房书出，一时纸贵洛阳。士林学究，以至村塾顽童，无不口诵先生之文。”自其考中进士起，他的为官生涯便已开始。据记载，他初期做过兴平、富平、当涂和青浦等县的知县，在任期间致力于体察民情、为民造福，受到百姓的爱戴和一致好评。但他性格直率耿介、不甚圆滑，也就不免得罪他人，从而屡遭弹劾、屡遭贬黜。中年时期他辞官归家，从此潜心读书，与友人游山玩水，他的许多重要作品也在此时完成。后来复出为官，却因拒绝与阉党等勾结，晚年的仕途始终不甚如意。最终，在国难当头、清军攻占家乡绍兴的危急时刻，王思任拒不受降，孤身入凤林山以明其志，后绝食而死，表明了以身殉国的决心。

    若非王思任一生起起落落的为官经历，他的谐谑风格也不会如此突出。他曾长期遭遇弹劾、贬谪等挫折，必然使性格逐渐变得消极无奈，原本以“怒骂”的方式抒情言志，后来也慢慢变得平和，从而转化为谐谑的态度了。周作人对此曾分析道：“所以有些他的戏谑乃是怒骂的变相，即所谓我欲怒之而笑哑兮也。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再笑哑了，乃转为齿齰，而谑也简直是骂了。”然而，这实际上也成了王思任在乱世中独特的生存方式，既可抒发表达自己的心声，又避免了与乱臣贼子针尖麦芒般的对抗，堪称一种化消极为积极的处世态度，乃至一种隐晦自保的斗争手段，实属趋利避害、苦中作乐的高明之举。

    晚明时期，许多文人在作诗为文时常以“自娱”为口号，兼有游山玩水、相互交游之行为，并渐渐形成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从而，“尚谑”的风气在民间慢慢普及开来。张岱就曾说过：“一味庄言，有何趣？”袁宏道也曾评价自己的作品：“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这些无不是当时社会文化风尚的表征。此种大环境也必然对王思任本身的“谑”有所增益，他的谐谑风格也便成了晚明乱流中的一面旗帜，引领着此种独特美学追求的风气。

    （作者：于溟跃 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