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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学人小传
钱端升（1900—1990），法学家、政治学家。192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归国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春季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同年秋季应聘为中央大学政治系副教授。1930年回清华政治学系任教并在北大兼课。1937—1949年，四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钱端升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回国后于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5月，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钱端升参与北京政法学院筹建并担任首任院长。同时，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致力于新中国法制建设。1954年，钱端升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1974年，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文革”结束后，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主编法律学丛书。1981年，应聘任外交学院教授。同年，加入共产党。此后，他还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名誉教授等职务。撰有《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比较宪法》（1938）、《民国政治史》（1939）、《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1950）等学术专著，合著有《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等。
编辑《钱端升全集》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12月11日，我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份我主编的《钱端升全集》清单。
但有想法易，实现想法难。过去十年间，我曾数次努力，试图推动《钱端升全集》的出版。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成果，是2009年在曾健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端升的《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
2012年时，我在荷兰格罗宁根见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黄进校长，他当时专程来荷兰参加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聊及编辑出版《钱端升全集》的想法，黄进校长表示支持，并且建议放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5月回国后，我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海光主任聊及图书策划，聊到这套书，想法一拍即合。接下来，我们即共同致力于国家出版基金的申请事宜。刘海光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再加上这套书的基本文献都在手头，“上下同欲者胜”，种种有利因素叠加的最终结果，便是这套丛书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
进入2016年之后，这套《钱端升全集》的编辑工作便慢慢展开了。由于近几年，不同的国内出版社曾出版过钱端升的部分作品，如《民国政制史》《比较宪法》《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因此版权问题的解决花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不影响进度，我与出版社编辑商量，先行录入、勘校不存在版权问题的钱端升早期发表在《益世报》《今日评论》等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以及早期出版的图书，力争双管齐下。
而在版权问题解决后，我便全身心投入到《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和《文选》的编撰整理工作中去，当时已是2016年10月，距离为2017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献礼的出版计划，只剩半年时间；考虑到春节因素，实际可利用的时间更短。我们的编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下进行的。
一
关于钱端升，我写过一些文章，先后收录在拙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以及《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中。由于常年关注钱端升，且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停停进进地编辑《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我对钱端升应该说十分熟悉。只是越熟悉，反而越无言，不知道如何下笔。当试图介绍先生生平时，常有“掷笔四顾心茫然”之感。
在我看来，钱端升的人生历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24年。弱冠之龄之前，钱端升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求学中。到192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归国，他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法学界凤毛麟角的青年才俊。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当然是其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这理当是钱端升在学生时代的最高成就，甚至可以说是他终其一生纯学术层面的最高成就。
第二阶段：1924—1952年。这28年时间，是钱端升一生中精神上相对舒展、学术上成果丰硕的时期。钱端升先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学府。1948年底，钱端升从哈佛大学回到北大，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除了在课堂上教书育人外，钱端升先后著有《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学术著作，另外增订并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与中央大学法学院同事共同编订《民国政制史》，另有学术论文若干。
1949年之前的钱端升在民国言论界建树亦颇多。执教之余，他笔耕不辍，二十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益世报》社论主笔半年多，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同仁主办《今日评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对时代问题有切中肯綮的见识与建议，成为民国言论界的旗帜性作者之一。
除了学术研究与言论救国，钱端升身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标签，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参与。钱端升本人从未在国民政府时代做过行政官员；他热衷或者乐此不疲的状态，似乎就是以学者身份积极参政议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钱端升、胡适、张忠绂曾应国民政府派遣，前往欧美推行民间外交。除此之外，钱端升在抗战期间一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通过这种方式陟罚臧否时政，蒋介石“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对于钱端升这类知识分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毕竟日寇当前，也就听之任之。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在引发“一二·一”运动的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上，钱端升顶着当局特务的机关枪而发表演讲，铁骨铮铮，英姿飒爽，颇值后人景仰。
第三阶段：1953—1990年。1952年底，钱端升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曾参与新中国1954年宪法的起草，活跃于中国外交领域、高教领域，以民主党派身份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端升彻底平反，于1981年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耄耋之年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了余热，最终于九十高龄驾鹤西去。
纵观钱端升的一生，恰似那汹涌江水，在历史的河谷中纵横腾挪。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人生智慧的汲取方面，钱端升都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值得探索的迷宫，希望《钱端升全集》的出版能为后来者“解码”钱端升搭桥铺路。
二
钱端升一生坚持以笔论政，对现实政治显示了极大的热情，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的关怀与焦灼。
钱端升的政论生涯，大体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代。这一阶段，钱端升刚从哈佛回清华，正好赶上清华从学堂升格为大学的关键时期。他作为清华“少壮派”之一，在学校改制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段的文章，大多与清华相关，要么讨论清华改制事宜，要么在清华写就。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关注当时的社会热点如联俄问题、废除治外法权问题等。
第二阶段：1930年代。钱端升此时回国已四五年，年岁渐长，笔锋亦愈发成熟，而随着中国社会进化的节拍，既关注中国抗日的微观问题，也关注政制建构的宏观话题，同时亦关注以裁军、备战为核心的世界局势。这一时间段，钱端升除参与《独立评论》《现代评论》的编辑并撰写了一系列颇有学术含量的时评外，还于1934年初担任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八个多月写就180多篇社论，最后因笔锋过于犀利，触怒当道，被迫去职。这是他在言论领域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外，钱端升1934年于《东方杂志》发表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加入民国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大讨论，成为这次讨论中颇具代表性的文献之一。
第三阶段：1940年代。抗战期间，钱端升在西南联大约集同道，创办了《今日评论》杂志，绵延出版数年，先后出版五卷若干期。借助《今日评论》及其他平台，钱端升继续秉持其关心国家前途的初心，纵论抗战的前途、宪政与法治、战后建国以及战后世界的改造等诸多问题。抗战胜利后，钱端升参与了《新路》杂志的创办，呼吁国民党结束独裁，还权于民，推动政改，对时局的走向大声呐喊，半个世纪时移世易，但嘶哑的呐喊声却犹在耳边。
对于钱端升的这些文字，他在晚年编订的《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曾经编选过几篇。而后来孙宏云教授在编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时，又发掘编选了数十篇。在这些基础上，我又从多年来辗转全国各地搜集的钱端升文献中拣选出数百篇，共同编辑为《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卷。《文选》卷收录了上述三阶段绝大部分的作品。由于时间所限，部分新近发现的文章、钱端升的书评等数十篇，未能来得及录入、校订并编入，留下些许遗憾，留待《钱端升全集》第二辑编入。
第四阶段：1950年代以后。进入新时代之后，钱端升还留下了不少文字，我们择其要目编入《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名以“补遗”，权且立此存照，也为读者认识钱端升提供了更完整的信息和素材。
2015年七八月间，我和刘海光共同商讨向国家出版基金申请《钱端升全集》出版资助事宜时，考虑到《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相关性以及其自身的价值，遂决定将之与《钱端升全集》共同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当时《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已有六十多万字的底稿。
但我也深知，《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毕竟不是钱端升本人的作品，贸然收入《钱端升全集》总容易让读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几经考虑，我们决定还是将《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与《钱端升全集》同步出版，用近似的装帧风格，表达这两大类作品的“同甘共苦”之意。这样，对于真正对钱端升的学问与人生感兴趣的读者，自可各取所需，洞察钱端升的学术世界，纵览钱端升的风云人生，不亦乐乎？！
陈夏红，法学博士，《钱端升全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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