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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23日 星期三

    在科学的远航中直面人类未来

    作者:姜振宇 《光明日报》( 2017年08月23日 14版)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环球科技】

     

        日前,在西安举办的一次“自造者论坛”上,作为民营资本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一再被提出、讨论和解剖。这次讨论中,至少有两点显得意味深长。首先,航空航天这样的一个宏大科技议题,原本仅能在国家甚至大洲的层面得到推进和探讨,现如今民营资本和科学爱好者个体也能够真正接触到了。其次,对资本而言,看不到商机的领域是不可能成为创业和投资方向的。既然民营资本都开始参与航空航天,那么它至少证明了,这个领域果真是块大蛋糕。

     

        实际上,一个流传更为广泛的说法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时,造一台计算机的花费跟发射一枚火箭其实相差无几。无独有偶,今年年初2017极客公园创新大会上,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与登月者奥尔德林对谈时,又一次提到了几乎同时诞生的计算机技术和航天技术。刘慈欣认为,恰恰是计算机行业独特的民营背景,使得这两大行业的发展状况在今天看起来有着天壤之别。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不同领域的拓展也许会将人类导向截然不同的未来社会形态:一种是面向星辰大海的外向式文明,另一种是意识上传到虚拟世界的内卷式文明。

     

        这两种文明形态差异的原因归根结底来说,来源于一种深层次的矛盾——人类的生存需求与宇宙中的物质储量之间的矛盾。计算机与虚拟世界是将较高的需求以较低的、数字虚拟的方式满足,而外向的探索则是从外部挖掘更大的储备量。虚拟世界的探索仅仅在近半个世纪里才逐渐成为可能,而航向远方则是自从猿人下到地面抬头仰望星空开始,就成为人类文明延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人类向外的探索从未停止,可能是人生而如此。远航是人类生存的母题,任何时候被思索和讨论都不为过。

     

    1、一个英雄航向远方

     

        18、19世纪之交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一个时期,当时的人们单凭个体的力量就足以征服远方。那时,神明被理性罢黜,而科技则成为人的延伸。玛丽·雪莱在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安排了两个浪漫主义的科学家在北极相遇,其中的博物学家沃尔顿之所以要造访这片在极昼中“永远光明的土地”,正是为了探索大自然——更加明确一点地说,是为了“揭开磁力的奥秘”。可以想见,这种远航与发现所能带来的不可比拟的快乐,“足以克服对危险和死亡的恐惧”,“这种喜悦就像一个小孩子与假日的伙伴一起登上一艘小船,准备沿着自家门前的小河去历险时所拥有的心情”。

     

        为了远航,当时的科学家们不得不首先在船上打杂,甚至成为水手。实际上,这正是小说发表十余年后,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所面对的境况。我们可以从《物种起源》和其他零散的手记里见到他的科学发现,也大约能够从那个时代出版的《白鲸记》或者《黑暗的心》等主流文学中,找到些许理解他的线索。

     

        但只有在科幻小说里,像达尔文这样个体生命的追求,才能够与文明和物种的转折演变发生深刻的联系。此时,远航所提供的意义,远不止为人类提供精神财富以及共同记忆那么简单。加拿大科幻作家罗伯特·索耶,在“恐龙文明三部曲”里描写了三次通往远方的旅行,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我们的地球上都能找到模板。他们的发现看似仅在某一学科当中,但实际上彻底颠覆了此前文明对自我的认同和想象,而这些过程显然伴随着残酷和血腥。

     

        小说中作为伽利略和麦哲伦共同化身的阿夫塞从事宇宙学研究,他否认了天堂里上帝的存在,然后被挖去了双眼;托雷卡几乎就是达尔文的翻版,他在生物学上“证明”了“我们”并不是上帝的双手创造出的神圣生灵,引发的骚乱几乎摧毁了整个都城;而默克蕾博带来的心理学震撼,则彻底否定了那个文明的社会基础——她证明高尚理性原则的虚妄、潜意识中黑暗力量的强大,这对应的,显然就是弗洛伊德博士的功绩了。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现实当中,作为博物学家的达尔文远航出海的时候,并不知晓他的观察和经验将会最终揭开生命的秘密——在玛丽·雪莱的小说中,这一任务是由为了复仇而奔向北极的弗兰肯斯坦博士完成的。但对于神明权威的挑战,两者确实也相差无几。

     

        正是在这茫茫大海之上,指向世界尽头的远航当中,浪漫主义的英雄得以直面人类的过去与未来,个体与种群在此时发生了碰撞,广阔的审美和意义即在此时诞生。

     

    2、借助工业机器征服远方

     

        浪漫主义往往被认为是对启蒙现代性——理性、科技和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抵抗,但这种抵抗随着那个时代的落幕也很快地转向了别处。到了19世纪末,弗兰肯斯坦和沃尔顿们都不得不在越来越庞大而紧密的工业社会机器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们很快遇见了另外许多次远航,这些向外的探求尝试与玛丽·雪莱和达尔文有些相类,但本质上却截然不同——儒勒·凡尔纳在书桌前完成了它们。

     

        “鹦鹉螺”这一名号脱身于《海底两万里》,它如此响亮以至于此后在历史中一再出现。人们大多知道“鹦鹉螺号”,但却常常忽略它的船长。尼莫船长其实是资本与帝国所殖民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王子,而潜艇部件和原材料的获得有赖于跨国资本主义的运输和贸易。当我们热烈探讨人类在被“炮弹”打到月球上去的过程当中要死上几回的时候,总是会忽略那个“大炮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类似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可怕组织,而讨论空间仅仅在于他们的结构到底是辛迪加、托拉斯还是康采恩。我们能在《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看到不事生产的“绅士”却拥有来自“仆人”的效忠,而仆人则是远方蛮族少女的拯救者;我们也可以在《机器岛》里看着那个奇迹般的工业岛屿毁于两方资本家的内部争斗;至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就更加露骨了:船长远航的目的,是为女王寻找新的殖民地。这一逻辑其实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星际殖民长久以来就是远航的目的,否则呆萌的马特为什么要在火星上花上五分钟来讨论《海商法》呢?

     

        这里面的吊诡之处在于,经由《白鲸记》等一系列文学文化著作的渲染,原本从属于个人的、富有激情的远航欲望与探索精神,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捆绑在了美利坚和资本主义的马车之上。个体的进取之心与资本的企业运作成为一对密不可分的共通概念:它们甚至在英语里共享“Enterprise”这一个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远方”的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成为当时欧洲科幻小说们所力图书写的理想之地——往往是新时代的“帝国”;至于北美以外的其他邈远世界,则总是成为被征服的对象。

     

        这些被征服的远方,在这个时段可以被统称为“失落的世界”。它们最初还只是被阿瑟·柯南·道尔和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美国科幻小说家)们安置在亚马孙盆地、非洲内陆或者还未被探索的南极,但很快地球表面就容不下探险家们(或称殖民者们)旺盛的占有欲和生理冲动。他们的足迹很快遍布地下世界、临近的行星,在那些地方他们不断地邂逅危机中的帝国、莫名美丽的公主以及心甘情愿依附于外来文明的落后族群。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些通俗读物与康拉德《黑暗的心》比照参看,只是来自主流精英的深刻反思极少能够真正被“低俗小说”的目标读者们所接纳,因此奔向远方的航行很快汇聚成了“太空剧”的尴尬传统。与在20世纪70年代被洗白了的《星球大战》们不同,当时读者把这些作品称为“肮脏的、刺耳的、讨厌的、陈腐的、有太空船的”故事。远航虽然仍在奔向遥远的空间,但人物和故事不过是身在别处的牛仔与黑帮:这一特征成为美国人的惯例,直到二战结束。

     

    3、进取者葬于邈远星空

     

        罗伯特·海因莱因是美国科幻杂志《黄金年代》的骄子,他最初的风格也确实与坎贝尔们所提倡的风格万分契合,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清晰地意识到,与技术相关的进取之心,非但未必总是由社会和资本所推动,而且往往会被它们所阻碍。

     

        1950年,在重编本《出卖月球的人》的最后,辑录了一个短篇故事《安魂曲》。小说的主人公哈里曼是一个幼时就“读过凡尔纳、威尔斯和史密斯”,怀有深切登月梦想的老人。他卖掉房子、开办公司,将全部身家性命都放在了推动宇航事业的发展上——事业是成功了,哈里曼名下拥有宇航公司、航天供应公司、矿产公司、月亮城娱乐公司等,但他本人却被合作条款和公司事务牢牢束缚在了地球表面。直到哈里曼垂垂老矣,探索宇宙的热潮逐渐过去,火箭和飞船成为杂技团里供游客参观的道具——其实乘坐它飞到天上遛一圈也可以,这时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副扛得住加速度的好身体,而这正是年迈的主人公所缺乏的。

     

        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仿佛又一次见到了身为水手的沃尔顿和达尔文。进取者哈里曼卖掉了企业,站上了被告席,随后向沙漠逃遁。在那里,他依靠服用药物延缓随时可能发作的疾病,然后悄然登上了私下改装的飞船。在飞出大气层的剧烈颠簸和加速当中,哈里曼口鼻流血,折断了肋骨,几次陷入昏迷,但与此同时,“他感到幸福,一种宁静的幸福,这是大多数人都享受不到的,即使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感到,他是一位活着的普通人,抬头看着星星,心中充满渴望”,随着月球越来越近,“他快乐地一一辨认那些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标,他有1000张这些地标的照片。这些地标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仿佛他就要回到故土的怀抱”。

     

        关于故土、远方和死亡的情节,在比海因莱因小十多岁的雷·布拉德伯里那里,却呈现出另一番面貌。在布拉德伯里《火星编年史》的终章《百万年郊游》中,地球文明和火星文明都逐渐死去,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小小家庭以郊游和寻找火星人为名抵达了这个红色星球,在那里,父亲指着运河中一家人的倒影告诉孩子们,他们自己已经不得不成为未来的“火星人”了。

     

        对于群族而言,自我身份的认定,显然是随着生存环境的演变而发生剧烈变化的。小说中发生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十万年前的非洲,一万五千年前的白令大陆桥,17世纪的美洲,难民潮影响下的欧洲,以及当下外来者会聚的全世界各个大型和超大型城市中。人们正在候鸟般的迁徙中丧失自己的身份,而他们的后代,则将逐渐忘却父辈的故土、乡音、传说和神明。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但有意思的是,正如布拉德伯里笔下的火星必然借由全新“火星人”重获新生一样,我们身边的“新北京人”“新上海人”们,在铁轨上、机舱里模糊自身文化属性的同时,却也必然打破、消解和重构远方文化地域的自我界定。这个过程虽然颇为缓慢,可毕竟不可阻挡。

     

        远方,乃是进取者的故乡。布拉德伯里笔下的火星人们即将成为新的亚当和夏娃,而海因莱因则仁慈地让老企业家经历千辛万苦踏上月球之后,方才一如预期般死去,他的墓志铭潦草地书写在从压缩气瓶上撕下来的小标签上:

     

        他找到了归宿长眠在此,

     

        犹如水手从海上远航归来,

     

        犹如猎人从山上打猎回家。

     

        (作者:姜振宇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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