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命与使命

    【读书者说】   

    中华书局新近出版了许嘉璐先生《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这是一本并不太厚的文化专著，全书16万字，分14讲，从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分析入手，通过梳理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探讨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异同和跨文化交际的规则，具体解说儒学、佛学的主要特征，进而对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格局变动中的使命作出了判断。“讲（講）”字从“冓”得声，冓有交互义（《说文解字》：“冓，交积材也。”），故许慎释“讲”为“和解”。他说的和解，并非指停争拗而归友好，而是指调众说以明道理，即段玉裁所谓“不合者调龢之，纷纠者解释之”。书中各部分名之“讲”而不曰“章”，有突出与众沟通之旨趣，非仅书斋研究之自乐。而全书行文，常似对谈，颇为平易，亦与此合。事实上，注重服务社会，以先觉觉后觉，是自古以来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许先生的这本新书体现的也正是这个精神。

    许先生早年以训诂学名世，学界多归之为语言学家，然许先生从来就不认为训诂学只是研究语言或经学的学问。“训诂不是经学附庸，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典籍是文化的筋骨，训诂直指其根，训诂与文化共兴衰，训诂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工具。”将训诂学看作文化阐释之学，是许先生对训诂学的重新定义，我们从中可以体味到许先生之所以孜孜于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今又致力于其“前途”与“使命”的探寻，既源自其心系社会的责任感，亦为其学术专长之自然延伸。这样的探讨在当下极具意义。

    文化是人类及其社会的品质。各个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自己的基因和环境，因而各具不同的精彩。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在天下万物中最为尊贵的原因在于我们有“义”，同时，我们的祖先从生活当中体悟到“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所以要“群”，也就是彼此依靠，要“义”，也就是相互支撑，这样才是“智”，才能生生不息。这种智慧其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彼此互鉴，有利于人类的和谐发展。许先生这本书着眼中华文化与人类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切中当下世界格局肯綮。

    此书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建树：一是对中华文化作了提纲挈领的整体梳理，二是于跨文化交际作了拓展性的探索，三是于当下世界的格局作了前瞻性的研判。

    在第一方面，本书有两讲专门梳理中华文化源流，有两讲专讲儒学，包括儒学经典的介绍和儒学思想的剖析，有一讲专论禅宗，另有一讲是谈训诂学。这六讲可以视为对中华文化本体的描述，具有着眼整体全面介绍的简明特色。以这样一本小书中几讲的篇幅而试图勾勒中华文化大貌，如何撮其精要，无疑既需对描述对象的全面掌握，更需明确所述内容的本质要害，同时还要有清晰易于把握的表述流程。例如第二讲、第三讲谈“中华文化源流”，分为自然—人群—文化，家庭—家族—国家，宗教—礼制—礼俗，封建—郡县，庶士—世族—士臣，百家—儒学、道学—理学六个方面进行讲解。这种分类，是对中华文化产生发展变迁独具一格的表述：中华文化的发生，孕自特定的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互动引发了民族文化的基因；这种基因折射于人与人的互动，个体的人通过与他人的关系确定了自己的角色，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由农耕而生对自然万物的崇敬与对先辈的慎终追远相辅，以礼制民俗的形式深入人心，成为习惯；社会的治理也因之由封建而郡县，进而派生与皇权血脉传承互足的官员科举选拔；伴随生命存活的进程，哲思伦理的演进也突破至形上回向，在与异族文化的接触交融中渐具包容品质与和而不同。这样的表述，与前人如梁启超、钱穆等对中华文化发展进程的思考与表述颇有不同，时有新见。比如许先生认为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个不是很好又不是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华民族祖先生存发展得益的不是黄河，而是黄河的支流；自然和人群的结合孕育的是中华文化对于天人关系的领悟；天、地、君、亲、师的顺序在实际生活中是倒置的，师是文化传承之亲，亲与师构成社会网络即国家的主干；宗教、政治、伦理在中华文化中三位一体，宗教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伦理世俗化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中国没有成为宗教性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伦理抢先一步成了民族的主体思想；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特殊价值，古代的士集中了中华文化的“德”，文官通过教化百姓实现着文化传播的功能，私学对中国学术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凝聚与提高的作用大于官学，而遴选人才叫“贡”，也含有被举之士等同于方物的负面认识。书中还有一些对具体文化现象的解读，如指出董仲舒神化儒学其实是儒学的倒退，北朝学人的固守传统有利于儒学延续，南朝学人的思想开放促进了儒学的突破，二者的合流带来唐代文化高峰；元曲的兴盛可能是异族入主带来的文化主体受压和雅停俗起的双轮驱动所致；等等。这些观点和认识往往道人所未言，启人深入思考。其梳理表述紧扣文化这个核心，使读者易于把握中华文化的本质，有自己鲜明的特色。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许先生的这种表述或许可以说是“除却文化，无从谈历史”吧。

    对中华文化本体个案儒学、训诂学、禅宗进行剖析的四讲，并没有紧接“中华文化源流”的两讲展开，而是放在“文化的多元和中华文化特质”和“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两讲之后，这样的安排提醒读者：这些个案的剖析并非单纯的介绍，而是在整个人类文化背景下的思考；不是为了剖析而剖析，而是着眼中华文化的前途使命来看其本体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中华文化的梳理在简明的同时又有深入的探究。像对儒家经典的介绍，开篇由儒家与世界著名宗教切入，论及《吠陀》《大藏经》《圣经》《古兰经》《老子》《庄子》，一下子就把儒家的经典放进了人类各文明经典的格局，构成了宏大的比较场域。这种比较还体现在对儒家经典内部的介绍，讲《十三经》，先从《五经》开始，再说其余八经，然后论述《四书》，再回过头来讨论《五经》和《四书》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此对比分析《十三经》内部各经的特色和关系。这一讲最后提出儒家经典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三个相似点，呼应开篇的儒家与世界著名宗教，仍然是比较的视角。比较就是研究，比较要对所比各方有全面把握。虽然由于篇幅所限，这些论述只是选取若干点展开，但仍然不乏深入的思考。比如关于《周易》的介绍，人们往往着眼于其简易、平易、变易三特点进行说明，许先生则认为《周易》有两大特性，一是占卜、二是有哲学思想。并指出古人以二卦重叠化为且仅化为六十四卦，而不采用三个或更多的卦重在一起化为更多的卦，体现了古人以简驭繁，提供类推基础的取向。而卦象的阴阳具有平等共存、彼此平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处于动态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是中国从畜牧采集社会转变到农耕社会时代形成，是古人对于人与自然之关系、人与人之关系、人之自身等观察所得的认识。而后代学人对《周易》的解释则与《周易》本身一起共同构成了其中的哲理。这些都是颇为深入的分析。再如作者认为《礼》是讲人一生的几个关节点的礼仪，而《礼记》中有的篇章超越礼仪本体提出的一些思想理念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也都很有意思。

    在跨文化交际的探索方面，书中既有以此命名的第五讲“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更有全书一以贯之的始终着眼文化对比。通过对比把握不同文化的特征，是跨文化交际成功的基础。许先生多年致力各文明的对话，倡议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积极关注、支持、推动汉语国际教育工作，提出汉语的传播应当提升为中华文化的分享。为此，许先生还在北京师范大学专门开设了“跨文化交际概论”课程，从界说、层次、缘起、经验、差异、原则、意义等方面探讨讲解跨文化交际的诸多元素。本书中关于跨文化交际的思想，在那个课程里有更细致全面的展开，我们期待尽早见到该课程所讲成书出版。

    作为前言的“世界格局巨变与中华文化担当”，其基础是许先生今年3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演讲。作为前言，其论既与全书聚焦的“前途”“使命”相呼应，亦是全书通过对中华文化的梳理、中外文化的对比、中华文化当下价值的探讨而自然导出的结论。许先生那次演讲的主要内容经网络传出后，曾有朋友问我：许先生怎么会主张中华文化尽善尽美甚至要称霸世界？我跟他说：许先生从来主张文明不要冲突而要对话，怎么会有你说的事？不过许先生确实谈到了当今世界正在甚至已经发生了巨变，要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文艺复兴”，所有民族要共担重任，中华文化应当充满自信地贡献力量。既要清除身上潴留的西方有害激素，也要筛去我们传统文化的糟粕，学者要走出大楼融进社会，中华文化要与世界分享，知识分子要知行合一敢于担当。这样的判断，不是经验主义的惯性，而是对比世界各民族文化后的深刻思辨。我想那位朋友的误解，除了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也有不了解许先生关于中华文化的本质、特点、价值的认识和表述这个原因。本书的出版，给他还有更多的朋友提供了全面了解、正确判断的依据和条件。

    正在热映的《战狼Ⅱ》中有一个情节：在非洲的华资工厂员工面临危险，第二天会有中国的直升机来接他们撤离。厂里的负责人林志雄做出了只接中国员工的安排，中、非员工因此悲戚一片。这时男一号冷锋决定飞机只接妇女儿童，其他人由他带领离开。于是现场一片欢腾，员工们围着火盆跳起了桑巴。电影的创作者和观赏者不知是否意识到，林、冷的不同选择，折射的正是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的内因——无论肤色人种，无论身处何地，西方物质文化携裹而至的精神迷失，一切以利己始，已无出路；而东方文明、中华文化同胞物与、和谐共荣的追求，可能是自然而具活力的路向。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才是智慧，才有出路，才能获得人心。

    我曾说过许先生的著作有度人金针、深入浅出、系统周密的特点，这本书仍然如此。它既展示了如何探讨人类命运这样宏大命题的路径，又以对谈面授的形式轻松出之。全书整体包括前言自成系统各讲互足：有基于丰厚学术底蕴的深入探讨，有缘自学者责任担当的前瞻思索，有着眼人类命运的高屋建瓴。书中所论，最早的是许先生2002年所讲，最近的则是今年的新论。纵贯十五年，许先生一直勤思于斯，苦口婆心于斯。2002年许先生六十五岁，早过了知命之年，文化思索既源于对客观现象的了解（知天命），也是对肩头责任的自觉（明使命）。书中有些内容此前已整理成文收入一些文集，这次重新编排，前后照应，更全面地体现了许先生的思想。就像孔颖达所说：“其文虽是旧史，即是仲尼新意也。”此书装帧耐看，捧之悦目，所述新锐，读来赏心。我忽然明白，中华书局去年斩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年度建设力大奖”，有所以矣。

    （作者：朱小健，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