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杭州西湖区相关领导建议,把画家潘天寿和黄宾虹的墓都迁到超山。我赞成这个方案,并希望在潘天寿墓前摆放其雕塑。潘天寿的塑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做过几次,但是因为大小不太合适,所以这次打算重塑。
我希望把潘天寿的塑像做得比较生动,能够把老先生的精神面貌体现出来,但是,这个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西方的雕塑艺术传入中国时间不太长,尤其是西方经典的、写实性的雕塑。对于中国雕塑界来说,还是很难达到西方经典写实雕塑的水准,我为这个问题踌躇了好久。
我曾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上偶然看到过几座吴为山雕塑的文化名人像,看了其个展之后,为山兄的作品让我眼前一亮,他的雕塑风格正是我想要的。他的雕塑风格是一种大写意的语言,显得很空灵,形态、姿势特别生动,对于刻画对象的精神特征、文化性格十分敏锐。于是,我对吴为山的雕塑作品发生了兴趣,还留意看了他的画册和更多作品。
吴为山在塑造人物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特征方面,有特殊的敏锐性,而且他做这类雕塑显得很轻松,手法非常熟练。于是,我就去找吴为山,特地委托他在杭州超山为潘天寿先生塑像。
当然,这对于吴为山来说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潘天寿的照片很有限,有几张比较清晰的都是正面,侧面或者半侧面的很少。虽然资料有限,但他没有二话就开始了构思和创作。
不久吴为山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做了,叫我去看看。到工作室一看,他已经把大的形体用黏土给堆出来了,正在做细部塑造。他在宽大的工作室内快速地移动脚步,远远近近地把握着大关系。他的手法大刀阔斧,对于形态、姿势,包括微小的动态的把握都显得果断快捷、十分敏锐。
我总共去了两次,只有几天他基本上就定稿了,这个速度让我颇为惊讶,觉得为山兄的基本功真是很棒。因为这一类带有生动的写意语言类雕塑,其实是挺不容易的。这一类的雕塑是以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几个大的雕塑家为代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罗丹。这种写意性的雕塑对形体把握的敏感性和准确性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达到眼、手、心的一致性。同时,还需要雕塑家对于表现对象的文化特色、性格特色有深切的理解能力和独特的风格性的表现力。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和对于形体、空间、情绪的综合把握能力,以及对于夸张性艺术语言的运用,要达到这样突出的艺术性效果都是不可能的。
不久,吴为山翻制的铜像就运到了杭州,因为我们事先做好了基座,铜像摆上去以后,对这个墓园大为增色。当时,看到的人都说好,大家觉得潘老先生的精神状态表达得比较充分,主要的特点是作品很生动,没有那种板滞的、教条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这是为山兄比较成功的代表作。
吴为山这种具有写意性的,带有夸张的、诗意的雕塑语言,在目前的中国雕塑界不太多。而这种语言对于表达现实的具体的人,即有名有姓的具体的人特别合适。这方面的探索,我不仅认为非常必要,而且认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个人觉得,在近些年,中国的抽象雕塑发展得很快,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出色成果,但是写实的、写意的,和既带有诗意的手法又能准确表现特定人物的特定精神状态的这样一种写实雕塑,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甚至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雕塑教学当中,像这样一类具象写实,是需要加强的,因为有社会需求。
吴为山是中国写意性、诗意性人像雕塑的出色代表。从传承脉络上讲,我想他一定是深受罗丹的影响,而且加上了对中国传统的热爱和感悟。这二者的结合,使他的作品既有罗丹式的敏锐生动,又有中国文人的潇洒恣肆,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在中国雕塑界独树一帜,这也正是我请他做潘天寿塑像的由来。
有意思的是,以上的小故事还有后半截。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母亲还在世,有一次刘开渠先生来杭州,到我家看望她,因为两家是老同事、老朋友,开渠先生从美术馆馆长的角度说起,馆藏中有多幅潘老先生的作品,但多是中等尺幅的、竖幅的作品,最好再有一幅横幅的大作品,希望我母亲捐一幅大画给美术馆。我母亲随即答应了,将大横幅巨作《记写雁荡山花》捐给了中国美术馆。刘先生特别高兴地说:“太好了!这样吧,我回去给潘老做个雕塑铜像,放在美术馆院子里,作为感谢吧。”刘先生也很豪爽。
然而,开渠先生回北京后,估计是忙,一时没有动手做,也可能是时间一长忘记了。总之,做铜像之事没了下文。我母亲去世后,连我也忘了这事。这次在文化部纪念潘天寿诞辰120周年之际,我忽然记起来还有这么一件事,顺便就向吴为山馆长提出:“能不能就趁这次纪念活动的机会,你作为后任馆长替前任馆长完成那个三十多年前的心愿,将你做的潘天寿坐像再翻制一个,放在美术馆院子里呢?”他一听,说:“啊?有这事儿!那个承诺当然应该兑现呀!”于是,现在的中国美术馆东南角的草坪上就有了一座潘天寿的坐像。
每天太阳西下,穿过树叶的阳光洒在铜像上,熠熠生辉,院子里的许多雕塑都在绿树丛中点缀着中国美术馆,显得那么静穆辉煌。
作者:潘公凯,潘天寿之子,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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